科举落榜者的别样人生
——读徐海蛟《不朽的落魄：十三个科举落榜者和他们的时代》
□何况
《不朽的落魄》 徐海蛟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元朝无名氏写的杂剧《庞涓夜走马陵道》，开篇便说“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古代“货与帝王家”最便捷的途径即是科举，登科者“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落榜者大多只能躲在角落黯然神伤。
徐海蛟新书《不朽的落魄：十三个科举落榜者和他们的时代》一书，集中呈现了落榜者杜甫、李贺、温庭筠、姜夔、王冕、唐寅、吴承恩、徐渭、张岱、金圣叹、顾炎武、蒲松龄、吴敬梓的别样人生，视角独特，很有思想与情感的冲击力，值得一读。
我们知道，科举制度自隋大业元年(605年)创立，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下令废除，前后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人才选拔机制，是一代又一代读书人改变命运的方式，也是衡量家族成就和个体成功的最重要标识。但是，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赫赫有名的这十三人，却无一例外成了科考场上的失败者，这让我们这些后来者感到无比困惑：他们为什么落榜?
《不朽的落魄》通过那些落榜名士的经历，解释了原因。
温庭筠有个外号“温八叉”，《全唐诗话》中记载，考诗赋环节，温庭筠才思敏捷，八次叉手写成八韵，由此人称“温八叉”。这位才华横溢的小青年还有一桩嗜好：流连烟花柳巷。他曾因此被投奔的亲戚姚勖赶出家门。这位亲戚可不是一般人，他是初唐宰相姚崇的五世孙，唐长庆元年进士，为人与学问深受当朝兵部尚书、宰相李德裕赏识。被这等人物盯上，哪里还有出头之日呢?古籍上说，另一位当朝宰相令狐曾明确地给温庭筠下过一个断语：“有才无行，不宜与第!”如此这般，不落榜才怪。
苏州才子唐寅唐伯虎比温庭筠更委屈。他十六岁参加府学生员考试，名列第一。后又轻松夺得应天府乡试第一名，高中解元，真可谓万众瞩目。更可喜的是，考官梁储见到唐寅的试卷叹为天人，回到京城后向来年的会试主考官之一程敏政力荐这位江南才子。程敏政读了唐寅的文章也大加赞赏。可以说万事俱备，只待来年大比了。会试定在二月，唐寅迎着料峭寒风，踏上了进京赶考之路。他搭乘的是徐经的游船。徐经是江阴人，早年与唐寅相交。徐家富甲一方，徐经的船雕梁画栋，甚为壮观。到京城后，唐寅与徐经下榻同一家会馆，条件不错。唐寅专心复习，志在必得。走出考场，他信心满满，自以为中个状元也未可知。不料成绩还未揭晓，给事中华昶弹劾主考官程敏政泄题的奏章送到了孝宗皇帝手中，内谓“江阴县举人徐经、苏州府举人唐寅等，狂童孺子，天夺其魄，或先以此题骄于众，或先以此题问于人”云云。皇帝即刻安排礼部彻查。结果，翻阅程敏政批阅的试卷，三百个中榜者中没有徐经和唐寅。按理事情到此就应该结束了，但权力争斗不休，结论是泄题查无实据，但徐经曾给程敏政送过金币，有勾连嫌疑。最终决定：唐寅、徐经终身不得举业，程敏政致仕还乡，华昶调职。一代才子唐寅从此只能啜饮生活的苦酒。
比起大半辈子被科举折磨的蒲松龄，唐寅还是幸运的，“长痛不如短痛”。蒲松龄十九岁参加童试，以县试、府试、道试三试第一的成绩，成为闻名乡里的秀才。此后，就像被诅咒了似的，秀才蒲松龄在举业上再未曾迈进一步，所有努力和奋斗都是水中捞月。直到七十一岁那年，在科场上摸爬滚打五十余载的老秀才蒲松龄终于考取了一个岁贡。岁贡不像举人、进士之类代表真正的科举进阶，它只是基于秀才获得更高级别学习机会的一种选拔，可以升入京师国子监读书，接下来仍然要参加乡试、会试。七十一岁的蒲松龄不大可能去国子监读书，堪可安慰的是此后每月还有一点生活补助。像一个注定无望又注定一生无法摆脱的期许，科举制造出的邈远的虚悬横亘了蒲松龄的一生。他在《聊斋志异·王子安》中曾借异史氏之口道出了秀才进乡试考场的屈辱：“秀才入闱，有七似焉。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吏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闱场也，神情惝，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意想，则顷刻而楼阁俱成;作一失意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絷之猱。忽然而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也不觉也。”直到很久以后，蒲松龄似乎才意识到，是不是一开始方向就错了?是不是自己认为的好文章，与考官们认可的好文章压根就不是一回事?且听《聊斋志异·贾奉雉》中郎生这样说：你之所以一次次落榜，不是文章写得不够好，恰恰是文章写得不够坏。你得学写速朽的文章，毕竟考官们都是以这样的水准晋身上位的，对你的文字真的欣赏不来!唉，如果蒲松龄早想明白，早日脱身，把时间和精力用在文学创作上，该会是一番怎样激动人心的情境啊!
与蒲松龄相比，金圣叹醒悟得早一些。他十五岁便过了县试，按照明朝科举考试的制度设计，只要再通过府试和院试，就能获得乡试资格。不可理喻的是，这位天才少年也像蒲松龄一样陷入了怪圈，怎么用功也无效，始终在这一层级的考试上回环往复打转转，无法前进一步。在一次一次应试中，他见识了各种荒诞，从而敏锐地意识到“科举”是一个伪命题，于是便决意以更荒诞的方式对付它。某场乡试，考策论时，试题为“如此则动心否乎”，并在篇末给了一段引导性文字：“空山穷谷之中，黄金万两;露白葭苍而外，有美一人。试问夫子动心否乎?”金圣叹展卷读题，提笔在答卷上写下三十九个“动”字。阅卷官对此十分不解，待到金圣叹自己做出解释，才恍然明白这“恶作剧”的缘由。孟子曰：“吾四十不动心。”写三十九个“动”字，是为了说明夫子未到不惑之年是“极动心”的。次年，再应乡试，考经义，试题为“孟子将朝王”。浏览试题后，金圣叹在考卷四角各写下一个大大的“吁”字。阅卷官自然又是一头雾水，金圣叹大为得意：《孟子》一书中，“孟子”出现的频率太高了，因此“孟子”不必写了，而“朝王”，则见齐宣王、梁惠王、梁襄王之类都相差无几，我看也没有写的必要，这道题就剩下一个“将”字可以做点文章，设想一下，王将视朝，必然会有四个内侍先上场，口中高呼着“吁”声，为王之出场造势，突出“将”之威武。如此三番五次“恶搞”，金圣叹被列入了科举“黑名单”……
科举登第还是落榜，那是两种不同的人生。作者在书中说：“反复走不通一条路，命运必有其他安排。”像蒲松龄、吴敬梓，如果科举之路走得顺畅，世间可能就没有不朽的《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了。同样，顾炎武若科场得意，恐怕也很难完成他的巨著《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日知录》。什么是人性的高贵?作者认为，落榜者张岱以自己的选择给出了一个范式：真正的高贵，就是面对大时代的劫难，面对国破家亡的打击，面对“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存危机，一个人仍能静下来，保持精神独立，并创造出不朽的价值。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但正因为难能，所以可贵。
责任编辑：林少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