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戴安娜王妃、哈里王子、威廉王子和查尔斯王储
原标题：英新剧暗示哈里非王室血脉或为戴安娜王妃私生子【环球时报驻英国特约记者孙微葛元芬】英国舞台剧《真相、谎言、戴安娜》近日上演。该剧暗示哈里王子是戴安娜王妃的私生子，亲生父亲是戴妃的情人之一——前英国皇家骑兵团军官詹姆斯·休伊特。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9日报道，这部新剧已在纽约上演，并预计于1月9日至2月中旬在伦敦西区的查林十字剧院公演。休伊特在剧中坦言：“在哈里王子出生一年多前(1982年底)，戴安娜和我就有了私情。现在我无法证明自己是他的父亲，只是因为那会让人难堪。”
哈里王子不是查尔斯王储亲生儿子的传言最早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戴妃与休伊特的婚外情被媒体首次曝光之时。戴安娜王妃曾在1995年访谈节目中承认，她和休伊特有过性行为。据称，戴安娜王妃还曾给休伊特写信说“我真想为你生个孩子”。哈里王子与休伊特在头发颜色、脸形、嘴唇等方面越来越像也是传言产生的原因之一。不过，英国王室发言人多次驳斥称，两人1986年才成为情人，当时哈里王子出生已有2年。2002年，休伊特也曾亲口否认自己是哈里的父亲。
该剧上演后，数名接近王室的人士公开驳斥“哈里王子是私生子”的说法。王室作家玛格丽特·霍尔德说，剧中的私生子提法简直是胡言乱语，休伊特只是想借此提升自己的知名度。一名王室评论员表示，休伊特不可能是哈里王子的父亲。
英国《每日邮报》评论称，休伊特和戴妃的私情只是这部新片宣传的噱头，哈里王子为私生子的说法并没有事实依据。美国《赫芬顿邮报》则认为，此前对哈里头发的DNA测试结果已经证明休伊特并不是哈里的父亲。
据BBC报道，休伊特的生活近年来举步维艰。英国皇家骑兵团宣布他是“不受欢迎的人”，3次晋升少校未果，被迫退役。他还曾因私藏可卡因被英国警方逮捕。
新闻资料：
戴安娜王妃（1961-1997）1961年7月1日出生于英国诺福克，是爱德华斯宾塞伯爵的小女儿，1981年7月29日与威尔士亲王查尔斯结婚。她是查尔斯的第一任妻子，亦是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的亲生母亲。1996年8月28日解除婚约，1997年因车祸死于法国巴黎。
疑点丛生的车祸1997年，戴安娜在巴黎遇车祸离世。法国司法部公开的调查报道称，司机酒后驾驶是意外主因。但多年来，人们对事件真相仍有诸多猜测。
（戴安娜王妃，资料图）
英国警方17日说，正在评估戴安娜王妃死因的新信息，包括戴安娜之死可能与英国特种空军突击队有关。警方还表示，这不是重启调查。
幸存的保镖失忆
伦敦警察局没有详细说明信息内容。不过，英国天空新闻频道称，新信息包括一名军人造成戴安娜死亡的说法，以及戴安娜日记和特种空军突击队的信息。
据一名军方人士透露，关于戴安娜遭谋杀的说法来自一名退役士兵的前岳父母，他们过去从女婿口中得知这一信息。根据英国《星期日人民报》文章称，那名特种部队士兵的前岳父母可能在女儿婚姻破裂后，首先将信息交给军方，随后被转交警方。该士兵曾向妻子吹嘘，英国特种空军突击队是戴安娜死亡的幕后主使。
1997年8月31日凌晨，戴安娜与男友多迪·法耶兹在法国首都巴黎乘车离开酒店时遭遇狗仔队围堵，在一条隧道内发生车祸，司机和多迪当场死亡，戴安娜在医院伤重不治，唯一幸存的保镖因重伤失忆。
女王丈夫被指谋杀戴妃
伦敦警察局总部在声明中说，正在核实这些新近获取信息的真实性。“伦敦警察局正在研究死因的信息，并核实其关联性和可靠性，犯罪和行动特别指挥中心官员将评估。”
伦敦警察局同时声明，评估不是重启调查，与警方当年的“佩吉特行动”无关。“佩吉特行动”历时两年，由时任伦敦警察局局长带头调查关于戴安娜遭谋杀的多种说法。
多迪之父、英国哈罗德百货公司前老板穆罕默德·法耶兹曾坚称，查尔斯王储的父亲菲利普亲王指使军情六处特工人员谋杀戴安娜。
“佩吉特行动”2006年作出结论，认定谋杀说法没依据。经过约6个月庭审，法庭2008年4月裁决，戴安娜死于“非法致死行为”，司机酒后驾车和狗仔队尾随追逐是事故主因，车上无人系安全带也是事故原因之一。
英王室国防部均未回应
距离戴安娜去世16周年纪念日仅几周，警方这一消息再次引发英国媒体和民众的讨论，不过，当局显然想平息舆论关注。
王室一名发言人说，威廉王子、哈里王子以及查尔斯王储官邸不会回应。国防部以事件受伦敦警察局管辖为由拒绝回应。伦敦警察局也表示不会进一步讨论。
穆罕默德·法耶兹的发言人拒绝置评，但表示将关注评估结果，相信警方会积极调查。
《星期日人民报》称，警方2011年得知戴安娜遭谋杀的说法。戴安娜与查尔斯1981年结婚，1996年离婚。戴安娜车祸前仅与多迪交往几周。
安晓萌（新华社特稿）
戴妃死因版本
戴妃香消玉殒已经16年了，但对其死因的猜测却从未停止过，更没有因为官方调查报告而盖棺定论。
1意外交通事故
虽然众说纷纭，但戴妃死因最权威版本无疑是官方调查结果。英国政府为调查戴妃车祸，历时多年，耗费400万英镑，“佩吉特行动”调查报告长达900多页，最后的结论是，“此刻我们获得的所有证据，没有一个支持车上乘客是被谋杀的阴谋论。这就是一起悲剧性的意外事故。”
调查表明，司机血液中酒精浓度超标，属于酒后驾车；狗仔队尾随追逐，车速过快，酿成了事故；车上无人系安全带，因此造成了三人死亡。
质疑
这一调查报告也遭到一些人质疑。英国警方曾透露，证明司机保罗酒驾的血样在检测前被污染了，保罗的父母也一直怀疑送检的血样并非儿子的。此外，保罗并不是多迪的长期司机，他是临时被安排担任司机的。威廉王子也曾透露，戴妃非常注重安全，即使穿晚礼服也会系安全带。
2军情六处策划
官方版本并未被所有人接受。最受八卦新闻青睐的阴谋论则将罪魁祸首指向了英国皇室和军情六处，指责他们认为戴妃离婚后的感情生活让皇室蒙羞，因而策划了这起车祸。
这个版本称，戴妃出事现场，就有一名军情六处特工假扮的记者。而事故周围有10个交通摄像头，也没有一个摄像头的位置准确记下了事故经过。多迪的父亲也因此一直不认可政府的报告，称其忽略了部分证据，并多次向法庭上诉请求重新调查。
质疑
目前没有任何有信服力的证据，证明政府或者皇室参与到其中。
3商界对手阴谋
这个版本称，这场“意外”的目标其实不是戴妃，而是她的男友多迪，戴妃之死只是偶然。
多迪的父亲穆罕默德·法耶兹是英国哈罗德百货公司的前老板，戴妃死前用晚餐的酒店也是多迪家族的产业。多年前，为了争夺百货公司的所有权，他打了一场恶战，并因商业行为引发争议而被剥夺了英国国籍。作为法耶兹的独子、未来的继承人，多迪肯定是法耶兹敌人的眼中钉。
质疑
但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说是商界对手所为，那么法耶兹的敌人是谁，他们叫什么名字？这些问题到现在都没人能够准确回答。
4戴妃“自导自演”
最为“奇特”的阴谋论是，这场车祸其实是戴妃自导自演的一出戏，她厌倦了狗仔队的无尽追逐，厌倦了一举一动都被曝光的生活，因此想借这样的“意外”，和多迪改名换姓，彻底远离公众生活。
这一版本称，车祸之后4个小时，才对外界宣布了戴妃的死讯，这已经有足够的时间隐瞒真相，让戴妃改头换面。
车祸中唯一的幸存者是戴妃的保镖特雷弗·里斯-琼斯。而汽车专家则说，在时速超过120英里的撞车事故中幸存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车速可能根本没有官方说得那么快。琼斯很有可能是先把戴妃和多迪载到了别处，而后又伪造了车祸现场，而且，他现在还“失忆了”。
质疑
这一版本面临的问题是，戴安娜的尸体已经经过了尸检。而且，戴安娜如果活着，肯定会回来看自己的两个儿子，要隐瞒这点这么多年，也太难了。
英国《每日邮报》评选出让英国蒙羞的35大名人
尽管大多数英国人都很有钱，也拥有各种各样的高科技优势，但今天的英国似乎并不是一个快乐的国家。到底是谁让英国变得丑陋、无知、混乱，到处充斥着醉酒和争吵喧嚷的呢？近日，英国《每日邮报》专栏作家昆廷·莱茨日前评选出令英国荣誉受损的35大名人，以下就是这些人的名单:
1.杰佛里·阿切尔
杰佛里﹒阿切尔，1940年生于英国，毕业于牛津大学威灵顿学院，曾是英国下院最年轻的议员，担任过保守党副领袖。杰弗里粗鲁自负、喜好交际、一意孤行以及善于推脱，他曾在1999年竞选伦敦市长时嫖妓，2001年做伪证，并以搅乱英国政局为乐。
2.理查德·皮卿
铁路的发明，把无数小规模的地方经济连接在一起，推动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批重工业企业的发展。然而20世纪60年代，理查德这个“短视的笨蛋”和精于算计的家伙却决定关闭2000多个车站，裁员10万铁路工人，致使8000公里长的铁路“无所事事”，他的行为被称为过去50年间“反进步改革”的最大典型之一。而今天的交通拥挤、污染增加，令成百上千的通勤者痛苦不堪，也要归因于理查德当时采取的措施。
3. 霍华德·舒尔茨
几十年前，人们可以用买一份报纸的钱买一杯咖啡，这个容量不到500毫升的杯子很烫，以至于我们可能要在买了10分钟后才能喝。这要责备谁呢？霍华德·舒尔茨，尽管他没有发明星巴克，但却在1987年购买了这家咖啡连锁店，并致力于打造全球“咖啡连锁超人”，星巴克的连锁店几乎每天都有新开业的，几乎扩张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4.詹姆斯·卡拉汉
卡拉汉一身兼有两个“英国之最”:他既是英国历史上最长寿的首相，也是唯一曾经出任首相、财政大臣、外交大臣和内政大臣4个内阁大臣职务的政治家。可是1966年他担任财政大臣的时候宣称改变英国人的“找零钱方式”。英国此前一直实行十二进制的货币制度，这种制度加强英国人的心算速度、国家凝聚力以及阻止外国人。可是“狡猾精明”的卡拉汉改变了这种货币制度，采取十进制。尽管计算更加简单，却让商店店员们无所事事，令我们区别于欧洲其他国家的“自豪之处”从此消失。
5.戴安娜·斯宾塞
戴安娜被称为“人民王妃”，她可能是一个伟大的母亲，也是一位魅力四射的女性，几乎受到所有人的喜爱和崇拜。然而，正是人们对戴安娜的崇拜观念，大大削弱了英国社会，让英国人更加神经质。戴安娜之后，整个英国很容易装模作样，很难分辨出人们的眼泪意味着什么。因为戴安娜，英国人嘴里开始出现“危机”、“灾难”这样的词，英国人再也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很多成年人失败后痛哭流涕，人们甚至对从战场返回的士兵感到厌恶。戴安娜对英国的稳定是一个潜在危险。
6.格雷戈·戴克
英国国防部生化武器顾问戴维·凯利死亡事件致使英国广播公司总经理格雷戈·戴克引咎辞职，但这不是他犯下的最大错误。他最大的错误时将英国广播公司一台的主要新闻节目从晚上九点挪到了十点。九点新闻通常让你有时间下楼溜溜狗、关掉电源、刷牙洗脸，大约9点45分就能上床睡觉。到第二天早上7点，人们至少有9个消失的睡眠时间。然而当英国独立电视台取消10点新闻后，戴克似乎看到了机会，将为公众服务的想法抛于脑后，目的只为压倒独立电视台。
7.查尔斯·萨奇
伊拉克出生的萨奇对英国的破坏比萨达姆被绞死前对英国的破坏性还要大，从广告商变成艺术品经销商的他，制订了他自己的一套公众品味标准，歪曲伦敦的艺术品市场，让他本人名利双收。萨奇让传统艺术技巧“靠边站”，让人们忽略了“美丽”的观念。如果一个社会失去美丽的标准，也就意味着失去了良好行为的标准。萨奇应该为英国国家审美观点陷入病态负责。
8.格雷厄姆·凯利
一个成功的足球队能为一个城市的市民提供英雄，帮助市民们树立一个榜样，对整座城市产生强烈的认同感。但是如果这只球队由于足球协会签署了堕落的协议而完蛋的话，不会产生上面的效果。1992年，英国足球协会首席执行官（以前是一名银行出纳员）签字放弃一流足球队，反而支持那些低级球队引入国际巨星，允许他们购买豪华汽车、包养情妇等。这位“头脑迟钝”的执行官对英国球队今天的颓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9. 安东尼·克罗斯兰
在1965年到1967年担任英国教育大臣期间，安东尼·克罗斯兰曾发誓:“如果这是我最后做的事，那么我会毁掉英格兰、威尔士以及北爱尔兰所有文法学校。”尽管他没有完成这个目标，但是他确实毁掉了一些高等教育学校。他提出了高等教育的双重制设想，将90所学院合并成30多所多科技术学院，覆盖全国，提供全日制课程。这种制度让数百万英国学生、他们的父母和老师的生活陷入混乱，他所做的与他所希望的恰好相反。
10.约翰·麦肯罗
麦肯罗是美国职业网球运动员，曾是国际男子职业网球巡回赛单打和双打世界排名第一。他在职业生涯中共夺得ATP巡回赛单打冠军77个和双打冠军71个。然而，麦肯罗性格暴躁，言论火爆和具挑衅性，容易和对手发生争执，而且不时不服裁判判决，所以他被传媒和球坛称为坏孩子。 他曾经多次因为在比赛场上辱骂裁判和行为不检，被比赛组委会罚款和勒令停赛。麦肯罗的行为导致英国年轻一代对生活的态度非常不严肃。
斯蒂芬对时装有一份不可言喻的热忱，而且看准60年代英国时装缺乏风格简约、气息青春的都市便服的空挡，成立了英国时装公司“法国链接（FCUK）”，为一众爱美的英国年青人提供选择。然而，这家公司的缩写、设计的服装以及所打的广告，无不打上“粗俗”和“下流”的标签。坏的语言往往都是其它反社会行为和暴力行为的先兆，如果我们不能首先阻止粗俗的语言，如何能够阻止谋杀等重罪呢？
12. 约翰·普雷斯科特
普雷斯科特是英国副首相中最“笨头笨脑和不善表达”的人，这位所谓的政治家就像一个会讲英语的大猩猩一样。他在工党大会上的演讲中，他挑拨起阶级憎恨；在2001年大选中，他当众贬低自己，并对公众恶语相向；与女秘书有染、在唐宁街10号的台阶上打胜利手势、舔盘子等行为，无不显示其粗野的一面。
13.弗兰克·布雷克摩尔
这是车辆与行人汇集、转向和疏散的必经之地，是交通的咽喉。正确地设计道路交叉口，合理组织和管理交叉口交通，是提高道路通行能力和保障交通安全的重要方面。20世纪60年代，英国交通大臣弗兰克设计出一种“微型环形交叉口”，取代了原有的十字路口或者作为路口标志的老橡树，以至于今天的英国已经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特别交通标志了。这种交叉口是一种美学污点，它们扼杀了道路灵魂，引起晕车，还会引起恶臭气味。
14.吉米·萨维尔爵士
1943年，萨维尔在英国发起了世界上第一个DJ舞派对，当时有210人参加了派对，萨维尔首开了DJ舞派对的先河。自此以后，DJ们从广播公司的播音间里走了出来，走进了迪厅。但是萨维尔的服装非常令人讨厌，他将贝壳装引入英国，全身上下挂着各种各样的“金属铆钉”。
15.爱德华·希思
1968年4月21日，英国向多文化信条屈服了，当时的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思打电话给北爱尔兰统一党议员埃诺奇·鲍威尔，埃诺奇因为一篇有关种族关系、名为“血流成河”的演讲被从影子内阁解职了。爱德华创造出一种恐惧移民的政治气氛，在成为首相后，他开始大肆接收外国难民。随后的撒切尔夫人也很胆小，移民数量不停增长，致使英国陷入一种多人种、多文化怪圈中，并滋养了伊斯兰恐怖分子。尽管埃诺奇的语言不太令人高兴，但他的分析完全是对的。
16.珍妮特·斯特里特-波特
身为女报编辑的珍妮特主张女性精英掌权，因为女人更擅长同时操办多项任务，并擅长和解纠纷，回避对峙。她称“如果妇女在英国主政，没必要的会能少开一半，我们不会有特别顾问，官僚体系和行政开销也会减半。”她与周围的人更信赖年轻女性，制作的节目中很少有年龄超过30岁的面孔，从而导致伦敦媒体圈追求年轻女性面孔，而不注重是否具有长期经验。
17.玛格丽特·撒切尔
撒切尔夫人的很多政治决定都改变了英国，她复兴了英国大亨们的聪明睿智，预防了福克兰群岛陷入杀人集团之手，并提醒我们为成为英国人感到自豪。但撒切尔夫人对工会，尤其是全国矿工联合会的强硬却几乎毁掉了英国。当时撒切尔夫人命令警察采取强硬手段，低估了对手。尽管最后她取得了胜利，但其后几乎所有国营矿场被全部关闭，几乎毁掉了英国矿业。此后，保守党政府保证无意毁灭本土采矿业，又对罢工矿工承诺他们的职业受到保障。
18.艾伦·蒂施马奇
蒂施马奇是英国著名的园艺专家，他获奖无数（世界级的园艺设计奖项），拥有私人网页（介绍各种园艺节目及知识），所主持的园艺节目均取得理想的收视。如果他仅仅钟情于园艺工艺，他的确是一个对国家无害的人。但他却像“苔原上的薄荷”或者“被修剪好的草坪上的车前草”，猖獗地参加各种电视节目，对政府的各种政策指手画脚，对社会树立了相反的例子。
19.《托普赛和提姆》
自从他们20世纪60年代被创造出来以来，这对双胞胎姐弟一直停留在5岁的年龄，始终过着无可责备的平常生活。有时候托普赛哭，有时候是提姆哭；有时候托普赛踢足球，有时候提姆赞美一束花。他们的父母分享家务，他们的性格温和，母亲从不因为心情不好乱发脾气，父亲也从不冷漠醉酒。这是一个现代家庭吗？如果英国人长期陷入托普赛和提姆的生活中，还会对国际恐怖主义保持警惕吗？
20.蒂姆·威斯特伍德
中年时期的威斯特伍德是广播一台音乐节目主持人，主导一种美国式的嬉皮文化，令成百上千的年轻听众陷入歧途。据说，威斯特伍德以讽刺人物Ali G为榜样，这人身上总是穿着颜色夸张、对比强烈、款式奇异的衣服，他还自创了一些痞子词汇。威斯特伍德经常“口吐脏言”，腰带系在屁股上，从外表看，怎么也不像50多岁的老男人，威斯特伍德是文化失败主义的象征，是颓废广播的标志。
作为首相，布莱尔是地球上少数能够命令对其他国家进行核打击的人之一，他控制着数以十亿英镑计的公款，掌握着强大的情报网络，是美国白宫的常客。 但是撒切尔夫人、卡拉汉、威尔森等前任首相，没有人在离开唐宁街10号后，依然像他那样风光。他攫取着巨额英镑，依然能够获得各种礼物，并因为是美国总统布什的朋友而在中东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他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
作为北威尔士警察局局长，布伦斯特追逐超速汽车的喜好几乎达到疯狂的程度。据说，他对此感到自豪，一天24消失追逐他们，一周七天从不停歇。在他的博客上，他喜欢描述自己不当班时追捕超速汽车的事情，并称那让他非常快乐。为了测试保安级别，他自己亲自扮贼；他甚至还建议把毒品合法化，其中包括类似海洛因之类危害严重的毒品。
23.保罗·伯雷尔
伯雷尔本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通过出卖他在王室中担任戴安娜王妃管家的生活经历赚取巨额财富，女王给他起绰号“小保罗”。然而，过去的十年间，“小保罗”已经证明了他大嘴“长舌妇”的潜质。这个像孔雀一样爱炫耀的小人物背叛了白金汉宫，经常泄露一些王室秘密，比如戴安娜的情人，王室成员如何喝茶等。在伯雷尔之后，英国人再也不敢百分之百相信自己的心腹知己，他的那种背叛简直令人感到震惊。
24.亚历克斯·弗格森爵士
弗格森爵士让曼联成为世界上最强的足球队之一，数十次获得冠军，被称为“冠军王”。然而，弗格森也是一个性格暴躁的人，当他愤怒的时候，他脸上的皮肤好像沸腾了一样。他的球员们害怕老板极端反应，据说他曾脚踢贝克汉姆，在闲聊的时候向你仍茶杯。在曼联进入顶级球队后，他甚至公开宣称比赛就是比消耗，因此赚钱更重要，完全忘记了什么是“体育精神”。
25.肯尼斯·贝克
贝克需要为两项不成熟的法律改革负责:1991年《危险犬只法》和《废除学校体罚法》。按照法案规定，伤人的狗可以被执行人道毁灭。没有经过训练的狗自然没有纪律性，要它抑制本能显然有些强其所难。而对于那些危险的年轻人、坏坏子以及失控的学生，如果不采取适当惩罚，他们可能会进而恐吓他们的同学和老师。
26. 罗纳德·贾斯伯
1975年到1984年间曾是约克郡的教长，他信奉“改变、改变、再改变”，最后将英国国教祈祷书变得毫无韵律、幼稚可笑，它对人产生的作用最后竟然与一罐豆类食品差不多。难怪今天的教堂如此空旷，贾斯伯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7.丹尼斯·莱思登爵士
20世纪，西方建筑业经历了一场道德崩溃巨变，当时流行的美学观点受到藐视。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伦敦国家剧院，它本应该被称为皇家大剧院，但没人喜欢这么称呼它，因为人们发现王室君主的品味不怎么样。而它的设计者就是丹尼斯·莱思登爵士，尽管剧院内部大体上无可挑剔，但它却是用灰色钢筋混凝土建造的，形状一颗颗避孕药的盒子叠加在一起。莱思登宣称，这种设计基于特定的地质学基础，但我们很难相信大自然的力量能够作出如此丑陋的设计。
28.海伦·威列兹
相信天气预报员站在那里简单地就可以预测出第二天天气情况无疑是一种天真的行为，但是他们的面孔和声音却最为公众所熟悉，让他们成为名人，也就具有了强大的影响力。英国广播公司现在的许多天气预报员都带有浓重的北方口音，对观众播放节目的时候，就像它们是未成年的低能儿一样。
29.苏西·莱瑟女爵士
作为政府主管民间公益性事业，即慈善事业独立机关的慈善委员会，在英国可谓大名鼎鼎，影响广泛。而这个委员会的主席，苏西·莱瑟女爵士更因为工作成效卓著、频繁出现在闪光灯下，而被称为“半官方机构女王”。她总是将公众当成不懂事的学生，而她自己就是他们的监护人，这让她获得无上权利。
30.理查德·道金斯
以其不朽名作《自私的基因》而广为人知的英国著名科普作家理查德·道金斯，尽管一再说明，“自私”的说法只是个比喻，然而，这个比喻还是让他的读者对生命深感到绝望———难道科学的认识一定要把人类引向绝望？道金斯反对任何宗教信仰，认为相信任何神灵的人都愚不可及，由此否定了宗教的一切。
杰弗瑞要被谴责的地方是，他将我们钓鱼的权利移交给了欧盟经济委员会。公平来说，杰弗瑞可能根本不想那么做，只是当时的首相泰德·希思向法国的要求让步，给他造成巨大压力。只是曾经拥有5万人的英国渔船队现在几乎消失了。
32.朱莉娅·史密斯
已故戏剧家史密斯在其《东伦敦人》的作品中，将英国伦敦描述成一个悲惨、暴力横生、向往过去的地方。那里的人恐惧同性恋、沉溺毒品，受到艾滋病、婴儿猝死、家庭暴力、安乐死、酗酒、青少年早孕、离婚压力以及强奸等问题困扰。20多年来，伦敦东部依然给人一种自私自利、令人厌恶的印象。
33.网络匿名者
曾经有这样一个笑话:“谁是英语中最多产的诗人？”答案是:无名氏（Anon）。其实，anon是英国18世纪的一位著名诗人阿龙的原名。现在，anon已经成为英国政治网站反对政府政策评论的人，使用最多的留名之一。anon也是一些主流评论家们嘲讽的对象。
34.迈克尔·马丁
爱尔兰卫生部长马丁一直致力于禁烟工作，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效。然而，马丁同时也是一个特别坏的人，他严格限制了公众的生活。他总是被公开谴责支持工党，而不支持保守党；他总是乱发脾气，向保守党绅士猛戳手指，猛啐唾沫。整个人像是一个下议院的小丑。
35.哈罗德·威尔逊
在某些方面，威尔逊是一个不错的首相。他让我们摆脱了越南战争，尽管受人尊敬，但他却犯了一个很糟糕的错误:创建了政府开支的“特别顾问”制度。这些特别顾问通常都是一位大臣或者政党的亲密助手，正常情况下可能成为下任大臣职位继承者。他们的工作是帮助大臣免受责难和陷入麻烦，掌握大臣们的秘密让他们享有很大权利。这些人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托尼·布莱尔的特别顾问阿拉斯泰尔·坎贝尔。(同创/钟文)
暑假过后，我精神抖擞、思维敏锐地回来了。搬进唐宁街10号的开始几个月非常顺利，这是意料中的事。接下来就困难些了，这也是意料中的事。其间有很多不成功的起步、被错过的机会、有缺陷的决策，不过，民心依然仁慈，让人以为政府像是受到了神佑。民心是一种奇特的东西。当它拥抱你时，你感觉它深沉、根基牢固。你会疑惑，它怎么可能会变。当然，你知道它肯定会变的，不过，身在其中时，明确表达的民意可以毫不费力地载着你一路前行，或者冷酷无情地把你拉回原地，那种感觉——不论好坏——仿佛将永远持续。
媒体对民心具有十分关键的影响。当民心仁慈时，它会非常宽容：错误是可爱的怪癖，过失逗人发笑，痛苦的决策过程只不过是把事情做好的强烈责任感的体现。当民心苛刻时，你的感觉就像是顶着无情的强风逆行：每一句失言都被夸大，之前的错误会被翻出来以全新的气势反复重提，痛苦的决策过程就是无能的表现。你做的是同样的事情，用的是同样的方法，然而，你被评价的方式却完全不同了。
“新工党，新英国”这句口号并不显得骄傲自大。相反，它与国内某种真实存在的感受相应和。当然，实际上，我们对公共服务、福利和退休政策的改革只触及冰山一角，但在最初的几个月看来，情形不是这样。
出于各种政策方面的原因，保守党政府一直备受争议，不过，那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正常的政治活动。他们对产业采取的新放任政策、跟工会的斗争、对国际危机的处理——每一件事都有代价，但从很多方面来看，保守党人的执政方式正在世界范围内成为通识。然而，他们也有一些十分保守的做法，那些做法都过时了。例如，他们抨击伦敦的工党左派支持同性恋权益。20世纪80年代，这种抨击有效；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样做就只能起反作用。他们的闭塞、浮夸、对传统的膜拜，如同一块打上了旧时代烙印的铁块。约翰？梅杰在很多方面与这些左派人士不同，他也完全有能力带领保守党摆脱这些缺点，但问题是，他一直没有实权。
从工党甩掉过去的锁链，以现代的观点来看待经济，以常识来判断国防和犯罪之类议题的那一刻开始，继续追随保守党的理由便消失了。在社会问题上，时代精神可以自由地转向更少恭顺、更多自由、更少阶级束缚、更多精英领袖的一方。至于说我是私立学校学生、约翰？梅杰是公立学校学生，这些都不重要。我以一种观念率领一个政党，他以另一种观念被政党束缚。
这种情绪的改变广泛深入地散播到了公众生活的每个角落。自然也涉及君主体制，黛安娜王妃就是这一改变的化身。她是一个标志，她也许是世界上最着名、最常上镜头的人。她捕获了一个时代的精粹，把它握在手心。她定义了它。
对于君主体制——如果愿意，你可以把它视为一种制度或者一种行业——来说，这种情况令人十分惶恐。她的号召力、亲民度、接受新事物的勇气都远远超过其他人，以至于她更像是一种非难，而不是支撑。并不是说她没有充分支持君主体制及其代代流传的传统——她支持了，可是，她把这些传统转化为现代做法的方式太过大胆，因而处处格格不入，从而导致了危险。她大步跨入至今仍然禁入的领域，小心翼翼地跃过笔直的礼节篱笆，以一种从一个角度来看完全是愚蠢、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却绝对是天才的狂热，打碎王室行为规范的巨大包袱。我肯定，当她做着这一切时，王室必定是带着既无助又恐惧的复杂心情看着她。当然，她太聪明，不会支持任何政党，不过，在气质和时间上，在她所创造、我们所代表的氛围中，存在着一种完美的契合。不论那是什么，新工党拥有一部分，她拥有全部。
1997年大选之前，我和她已经相当熟悉。工党贵族米什肯爵士请我吃饭，跟她见面。我的朋友玛吉？雷认识她的朋友，所以也会请她来吃晚餐。我们保持着联系，时不时见上一面。
她异常迷人。她原本就有的气质因完美地混合了王族和她所代表的平民气息而得到放大。她是一个轻松随和、富有人情味的王室成员，最重要的是，她愿意平等待人。她并非刻意纡尊降贵，她像普通人一样大笑、一样聊天、一样调情。那就是她的非凡魅力所在：在任何地方，跟任何人在一起，她都能跟对方融洽相处。
她的情商无疑很高，不过她也非常善于分析理解。曾经有一次，我跟她讨论照片的效用和力量，以及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它们。她表达的看法不但源自直觉，也经过非常符合逻辑的推理。她把问题想透彻了。她偶尔会打电话来说，某某照片为什么是垃圾，或者说，有什么可以改进之处。她虽然——正如我所说——完全与政党政治无关，却对我们追求的目标和我们之所以这么做的理由完全理解。以前我总是跟阿拉斯泰尔说：如果黛安娜从政，就连克林顿都得十二分小心。
她的意志也十分坚强，让我们这样说吧，她总是率性而为。我感觉，她很容易就能跟你闹翻，同样也很容易就能同你和好。她知道自己的气场有多强大，了解这种气场的吸引力，通常情况下，她会运用那种力量来做好事，可是，在她的情感之中也有一种野性，也就是说，当愤怒或怨恨跟那种力量交织在一起时，将会招致危险。我真心喜欢她，而且，我当然也跟其他人一样对这位美丽的王妃着迷；但是，我也很谨慎。
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正当我们改变着英国的形象时，她也在改变着君主体制的面貌；或者，可能这样说更准确：她跟其他王族的对比衬托出了他们的变化是多么少。这种对比，对于某个跟女王一样、对君主体制及其未来有着深刻理解以及长期切身体会的人来说，肯定令人困扰。重要的是，女王了解君主体制在代表历史、传统和责任方面的重要性。她还知道，虽然君主体制需要跟人民一起演进，它跟人民之间的盟约——没有文字记录、也非口头承诺——建立在一种容许演进的关系之上，但是，演进应该是一种稳步前进、经过小心校准和控制的过程。然而忽然之间，一颗难以预测的流星闯入了这个可以预料、受到严格控制的生态系统之中，带来了同样无法确定的后果。她完全有理由感到不安。
度假之后，我将首次以首相的身份前往巴尔莫勒尔堡①跟王室成员共度周末——这是一个可以追溯到维多利亚女王跟格拉德斯通时代的传统。在那之前，我去了一趟塞奇菲尔德。以首相身份回去的感觉真棒。我为那里的人们骄傲，他们也为我骄傲。大体上，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了最后。尽管事实上，自从成为在野党领袖之后，我就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定期回去了，但他们每次还是那么欢迎我。我会出席本地工党的总务委员会会议，作报告，然后花一两个小时聊天、交换意见、回答问题——他们很多都是从1983年起就认识我、看着我成长起来的人；在那个房间里，我会非常坦诚。能够在约翰？伯顿的注视之下，跟自己真心信任的人谈话，是一种恩赐；反过来，他们则觉得，能够接触、参与正在形成的历史是一种恩赐。
我还会到塞奇菲尔德村的邓卡酒馆或者工人俱乐部去。人们十分友善，也尊重我出去喝上一两杯放松放松的愿望。话题很少涉及政治，除非是跟约翰？伯顿和莉莉？伯顿夫妇二人、菲尔？威尔逊(后来接替我成了塞奇菲尔德的下院议员)、彼得和克里斯廷？布鲁克斯(十分善良正派的人)、保罗？特里佩特(工人俱乐部的工会代表，是个粗犷、坚韧而又可爱、聪明的人，后来成了我的好友)一起吃晚餐的时候。我们会闲聊，讨论选区的问题，我会询问他们对当今热门话题的态度。不论是作为全体，还是作为个人，他们对于民意所向有一种出色的直觉，而且，他们总能——也许从未失败过——帮助我看清前路。他们还代表着英国民众中一股非常重要的势力。他们也许会阅读《卫报》，却并不属于《卫报》；他们根本就没有“伦敦气”，也不是典型的《每日邮报》读者。他们非常政治化，却认识很多不搞政治的人。
他们是另一个有趣的例子，证明过去那种对人们进行分类的做法不再合适。我的政治活动完全代表了这种理念，然而，要想令评论员们看清这一点，则非常困难。塞奇菲尔德是一个“北部工人阶级”选区，然而，只要你刮开表面，即使只是往下挖那么一点点，你就能明白，这种定义不太恰当。是的，你当然可以在任何一个古老的煤矿村庄——特里姆登、费什波恩、费里希尔、契尔顿等等——找到那种典型人物，可是，情况已经越来越不同了。新建的房子都是那种有三四间睡房的私有房产，虽然住在里面的人不能算是“中产阶级”，却也不能算是安迪？卡普①式的“工人阶级”。他们喝啤酒，也喝葡萄酒；他们去快餐店，也光顾餐厅。他们每年都会到国外去度假一次、两次甚至三次，而且去的地方不一定都是贝尼多姆镇。
这是一个不同的英国，一个让我感到亲切温暖的英国。曾经有一篇文章——《每日邮报》的常见作品——说我造作、骗人，理由是，我自己说喜欢吃炸鱼土豆片，可我住在伦敦的伊斯灵顿那会儿，人人都知道我吃意面(骇人听闻啊)；很显然，如果你说你两样都喜欢吃，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因为这两种食物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无法调和的文化。当然，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英国，其实是一个人们吃着多种多样的食物、体验着多种不同文化并且乐在其中的国家。这种情况，不论在“北部”还是“南部”都是真实存在的。世界正在开放。我在塞奇菲尔德的最亲密的朋友们就是这种不同的象征。在那个地方，我觉得轻松随意，我可以做回自己，而他们就是他们，这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在选区的那座房子四周的情况已经变了，正如我们生活其中的其他所有地方一样。那里有二十四小时的安保，虽然不如后来戒备森严，却也一刻不休。道路限制车辆通行。不过，那儿仍然给我一种感觉：我们的生活中仍然还有恒久不变之处。那里的环境熟悉而舒适。
1997年8月30日傍晚，我的心思集中在一件永远都要关注的事情上：如何安排一个跟辩论相吻合的改革日程。我担心，人们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见到主要改革出现，就会开始冷嘲热讽。我知道，我们掌握政治主动权，而保守党人脱离世情、纪律松散，不过，我也明白，我们的媒体支持十分脆弱，而且，那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基于互相利用，而非互相信服。媒体一旦决定跟我们作对，如果他们抓不到实质的把柄，就会耍弄各种花招，把我们的长处说成短处，把我们的政治成功说成欺骗。还有，到了一定时候，右派媒体会领悟到，我们其实并非撒切尔主义的温和版本；而左派媒体将会意识到，新工党是真实的，它不会向左派的惯常要求屈服。
也许，我还忙着哄孩子们睡觉——这通常都是我的活儿，安排他们躺下(面对三个年龄分别是十三、十一和九岁的孩子，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拿饮料、读故事，希望他们能让我们缓缓劲，至少能让我们夫妻二人安静地吃一顿晚餐。
十一点三十左右，我去睡觉。半夜两点，最奇异的事情发生了。切丽这人一旦睡着是很难醒过来的，而我却惊醒了，发现床边站着一个警察。你可以想象，那是多大的惊吓。当我竭力恢复清醒时，他告诉我，他按过门铃，可我没有听见；他说，黛安娜王妃遭遇车祸，受了重伤；他还说，我应该立刻给身在巴黎的英国大使迈克尔？杰伊打电话。
我彻底清醒了。切丽也醒了过来。我跟她解释了情况，然后冲下楼梯。唐宁街把迈克尔的电话转了过来。情况从一开始就已经很明显，黛安娜生还的机会非常渺茫。迈克尔说了说她的伤势，还告诉我说，她的男朋友多迪？法耶兹和司机当场死亡，保镖还活着，但是昏迷不醒。
我给阿拉斯泰尔打了电话。在那么多信息来源之中，他是通过媒体监控听说此事的。我们都深受震撼。我无法相信。她对人们的生活有着如此强大的影响力，在我们的国家占据着如此重要的地位，而她本身又是一个如此清晰、确实、无可替代的生命，我无法想象她去世会是什么样子。
然而，到了凌晨四点，我又接到一个电话，说她真的走了。迈克尔对法国人的处理手段大加赞赏：内政部长让—皮埃尔？舍韦内芒、卫生部长贝尔纳？库什内和总统希拉克都十分体贴、合作和恭敬。从那时候开始，电话接连不断，其间我们一直在竭力思考应该如何应对此事。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无情。我悲痛万分。我喜欢她，我为她的两个儿子深感痛心，可是我也明白，这事非同小可，它关乎全国，事实上还会影响全球。不论对国内还是国外，英国的表现都非常重要。我是首相，我必须决定如何处理此事。我必须把悲痛和失落的感情浪潮以一种庄严的、能够传达人们对她的感情和爱戴——用这个词一点也不过分——的方式表述清楚。
如果是女王去世，那么，从某个方面来看，还比较简单：人们会表达深切的尊敬和由衷的赞美，但是那些情感虽然深厚，却也很传统。而黛安娜的死却完全不同。她不是传统人物，她的死亡也不是正常死亡，所以，人们的反应也将非同寻常。
除了悲痛之外，我还有另一种感觉，源自我跟黛安娜的最后一次见面。那是一次并不轻松的见面。她本来想在6月份到契克斯别墅来找我，我也同意了。可是阿拉斯泰尔——虽然很崇拜她——和唐宁街10号认为，我未跟查尔斯王子见面，就先见她，不妥，可能会引起误解。我无奈地同意了。于是我们把时间改到了7月。向来机敏的她猜出这次改期是权衡之后的结果，感到很恼怒。
到了约定的那天，她带着威廉王子来了。天气非常宜人，契克斯别墅风景秀美。工作人员听说她要来，都很激动。她对所有人都是那么亲切友好。我们讨论她能用更为正式的手段为国家作些什么贡献。虽然她热切希望能做些事，但个中微妙因素也是不言而喻。毋庸置疑，她是一个极其重要、宝贵的人；而且我觉得，给她一个机会，把只盯住她的私生活不放的媒体关注焦点转移到其他地方是对的；可我同样觉得——我不知道，也许如今的我不会拘泥于这种小节吧——多迪？法耶兹是个问题，不过，我的理由跟那些会导致某些人对她皱起眉头的理由明显不同。我毫不介意多迪的国籍、宗教或者背景。我从来没见过他，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为他感到紧张是不公平的，而且就我所知，他是个好儿子，也是个好男人。所以，如果你问我，好了，说吧，到底是哪里不对了？我说不明白，但我觉得不安，我还知道她的某些挚友——真心爱护她的人——也有同样感觉。
那一天，天气晴朗，在契克斯别墅我们把孩子、警察、安保人员以及工作人员召集到一起，跑到屋后的草坪去踢足球。那是一片漂亮的草坪，在20世纪30年代时本来是个可爱的草地网球场，我们经常在那里玩得很开心。除了黛安娜和我，所有人，包括威廉都上场玩去了。可怜的孩子，我猜他心里肯定是在疑惑母亲把自己带来是为了什么，他也不是太想踢足球。不过，善解人意的他还是上场玩了。
黛安娜和我在旁边散步。她温和但明确地责怪我取消了6月的约会。我则琢磨着，今天要怎样应对她，可我紧接着就十分直白地提出了她和多迪之间的事。她不喜欢这个话题，我能感觉到她在压抑自己的个性。然而，她并没有拒绝谈论此事，于是，我们聊了一下，还讨论到她也许可以怎么做。虽然那次谈话有时令人不自在，但最后的结局还是温馨而友好的。我竭尽全力表明，我会是她的真诚好友，而她应该以同样的精神回报我的坦诚。我还上场踢了球，她在旁边看着，跟工作人员一起哈哈大笑，让人拍照，做她所擅长的事情。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
当思忖她去世的事、决定自己应该如何发言时，我心里不但有悲伤，还有责任感。我觉得，自己应该竭力捕获她的真我，这是我欠她的情。我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在操纵他人，我们可以迅速察觉别人的情绪，并且本能地加以利用。可是我知道，她向残疾人和病人们伸出援手的方式，透着真挚，没有人能够模仿，也没有其他与她地位相当的人做过这样的事。她当然了解那样做的效果，然而，如果没有真诚的感情，效果是不可能如此显着的。我坐在特里姆登的书房里，看着曙光透过窗户射进屋里，心中沉思：她会希望我如何谈论她呢？
当然，我们还要理清大量的实际事务和后勤工作：打电话，接电话，把遗体接回来，安排葬礼，处理政府事务(例如，苏格兰的公民投票要继续还是暂停)——所有的一切，从重要的到极度琐碎的，都需要关注，因为在这样的时刻，小事也可能突然毫无预警地变成大事。
然而，整个期间，我的心思主要还是放在自己应该如何发言上。罗宾？库克刚刚在菲律宾走下飞机，就说了些让阿拉斯泰尔大为光火的话。我劝他不要担心；只有我说的话才重要。我们达成了一致，决定在特里姆登村的教堂举行上午十点三十的礼拜仪式之前发言。
王室当然已经发布了声明，可是，女王并不打算发表讲话。就在我出门前往教堂之前，我第一次跟女王通了电话，向她表达了自己的哀悼。她很沉着，虽然为两个王子担忧，但是很专业、很务实。她明白这次事件的严重性，不过用的是她自己的方式理解的。她不愿意听从事态的摆布。在这方面，她很有女王风范。
那时的我已经想好自己要说些什么了。我在一只信封的背面草草写下这些话，跟阿拉斯泰尔商量。之前我已经跟核心团队的其他成员讨论过了，但面对眼下这种情况，我需要他的建议和想法。他对于此类情况的判断条理清楚、直截了当，值得效仿。在这种形势下，最要不得的就是推托、犹疑和逢迎。
现在听来，“人民的王妃”这个词仿佛来自另一个时代，俗气、过火，诸如此类。不过，这在当时感觉很自然，而且我认为黛安娜会喜欢这个称号。那是她对自己的定位，人们应该以此记住她。我还想通过承认她本人的生活并不顺利或者并不轻松，来描述她对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如果不提她的各种问题，感觉就是对她不够诚实，还会破坏她对其他人的意义。人们爱戴她，正是因为她虽然贵为王妃，却仍然有弱点，仍然会受到人生起起落落的打击；她能够治疗人们的伤痛，因为她了解受伤的感觉。
我们开车走了几英里，来到特里姆登。教堂耸立在村子中间的草坪上。那是一座美丽的教堂，是少数仅存于世的神坛四周有诺曼拱门的教堂之一。它有一座漂亮的花园和墓地，莉莉？伯顿和她的朋友们以前常去扫墓。切丽和孩子们先行走进教堂。阿拉斯泰尔已经安排了一群新闻记者到场。我下车，走上前，开始讲话。身处达勒姆郡的这个小村庄，站在一座古老的小教堂前面的草地上，说着一些心知将会传遍英国和世界的话，感觉很奇异。这番话将会成为人们对我的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到了今天，还会有人跟我提起。也许你会想到花费数天、数周准备的重要演讲，想到我参与其中的塑造现代历史的重大事件，想到政治斗争、危机、得势的时刻、绝望的时刻；然而，草草写在信封背后的那几句话，其传播范围也许比我做过的任何事情都要广。关键在于，把那一切都抛出你的脑海，不要去想它有多重大，不要害怕心中那提醒你事情会出错的恶魔。只需要走出去，说出来。
只是，这一次——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做作——我在发言之前，停顿了一下，回想着她，提醒自己最重要的是我应该为她说话。下面是我的发言：
今天，我和全国所有人的心情一样——悲痛万分。我们的心和祷告都与黛安娜王妃的家人——尤其是她的两个儿子，那两个男孩——同在，我们的心飞向他们。今天的英国，震惊、哀恸、悲伤之情是如此强烈，令我们心痛。
她是一位出色、热心的人。虽然她自己的生活常常经受悲剧的伤痛，她却以快乐和慰藉关怀着那么多在英国——在世界各地——的人。我们将以无数种不同的方式，跟病患、垂死之人、孩子、需要关怀的人一起，无数次地怀念她。她的一个眼神、一个手势，远胜千言万语，向我们所有人展示着她深沉的怜悯和仁慈。我们只能猜测，她时常要应对多么艰难的境况，但是，任何地方的人——不仅是英国，还有世界各地——都忠于黛安娜王妃，他们喜欢她、爱戴她、视她为人民的一员。她是人民的王妃，她永远都是，而且，她将以这样的形象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和记忆中。
我使用“忠于黛安娜王妃”这个说法，是有非常特别的理由的。在她去世前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她跟多迪的关系——狗仔队一直缠着她不放，最近更是严重。有些媒体(尤其是《邮报》)也在衡量是否要对付她。我知道他们想这么做，在契克斯别墅跟她见面时也已经警告过她。不过，他们还不太肯定公众会有什么反应，所以不敢妄动。于是，他们满足于积累一些日后可以继续开发的批判话题，在这里、那里留下一些尖刻的话，偶尔从正面攻击一下，但都不至于引发论战。他们之所以有所保留，是因为人们对她的感情很深厚，而且完全发自肺腑，人们确实一直都忠于她，不容许她成为祭品。我知道，她也希望那些人能够得到认可。然而，如果将来她再婚、老去、变成毁誉争论更为激烈的焦点人物之后，那种支持还能够持续吗？很难说。不过，其中的正直之士显然会坚持下去。人们知道她的缺点，但他们对她的爱戴不会因此而减少分毫。
全国的情绪正如我们所料：悲伤之情倾泻而出。但是，其中已经夹带了一种对她死于非命而感到愤怒的情绪。起初，怒火烧向跟踪她的狗仔队。常人也许难以理解公众人物受人追踪时的感受，而且，出于完全可以理解的理由，大多数人不会为名人感到遗憾，其中很多人还很愿意走上那条路。名人通常生活富裕。他们占据了社会的上层，似乎就该容忍下层的人们。无论如何，代价很小，不是吗？
只不过就黛安娜事件来说，代价远远超出了小的范围。她被切切实实地“猎杀”了。她是一头价值昂贵的猎物、一座频繁遭到洗劫的金矿。他们挖得很深、不顾一切，因为收获是如此丰厚。当然，媒体说，如果媒体报道符合她的心意，她是很喜欢跟媒体打交道的。这话听起来很对，然而，真相却远非如此。真相是，在媒体注意力的大肆追逐之下，你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跟它们交手，竭力让它们支持你的观点，尽量阻止不一样的而且通常是反对你的、不公平的言论占据主导地位。换句话说，有时候，这是纯粹的自愿行动，然而在其他时候——像黛安娜一样——则是别无选择：你要么设法喂饱野兽，要么被野兽吃掉。于是，她喂野兽，有时候还喂得太饱，却无法改变基本事实：她是被骚扰的对象，这种骚扰持久不变，侵犯隐私，没有人性，有时候还是那么可怕、过分和错误。
那个周六早晨，王室成员像往常一样在巴尔莫勒尔宫的克莱西教堂出席礼拜。没有人提到黛安娜。我知道，女王觉得有责任维持日常事务。她的随从之中没有阿拉斯泰尔那样的人向她提议说，也许谈一谈那场悲剧会比较明智。问题在于：女王是真诚的人，不爱造作。我的意思是，她处事不耍计谋。虽然她关注的焦点无疑是保护两个孩子，却首先是从保护王子的角度去考虑的。没有人会问，在母亲刚刚去世几个小时的情况下，他们还要不要去教堂；因为那是他们身为王子的责任。可是在公众中的某些人看来，那当然是难以置信、近乎夸张的冷酷。
我知道，那种情绪会消失。我也知道，在那之下的坚实基础是对女王深沉而持久的爱戴。然而，这次的情况非同一般。随着日子的过去，怀有那种情绪的人群越来越大。在圣詹姆斯宫安排的追悼会从三场变成四场、十五场、四十三场。奔涌的悲伤之情正在转化成一场大规模的改革运动。那是全国极度同心的时刻，是王室的险恶关头。我不知道，如果他们继续像以前那样生活，会发生什么事情。也许什么事也没有，然而，身处那无法预料、使人心力交瘁的风暴中心的我无法肯定。
王室拒绝在温莎堡和伦敦塔下半旗，理由是，黛安娜严格来说已经不再是王室成员了，她的“殿下”头衔已经被剥夺。白金汉宫的旗子根本就没有升起来，因为，根据传统，只有女王本人的旗子才能在那里飘扬，而且还只有她住在那里的时候才会升旗。当时她正住在巴尔莫勒尔宫，因为9月份她是不会到伦敦来的。这，又是一个传统。一切都严格照着规矩办，却完全没有考虑人们对“规矩”根本就不买账的事实。其实，他们讨厌“规矩”，实际上，他们认为“规矩”正是那一系列导致黛安娜死亡的事件的始作俑者。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奇特共生关系之中，臣民坚持要求女王承认，她是在臣民的同意之下才得以统治的，必须听从臣民的主张。
公众的怒火正在往王室蔓延，同时，尽管媒体在感觉到公众的愤怒情绪之后，明白自己必须把这种情绪的目标转移，但冲着他们燃烧的火焰并没有减弱。公平地说，他们在释放公众的真实感情，并且跟所有人一样，拼命想看清它的走向。
白金汉宫也形成了两个阵营。一个是彻底的传统派，把黛安娜视为威胁而不是宝贵的人物。他们觉得，向媒体和公众压力屈服，就是走上了一条平坦的平民驱动君权之路，最终会导致君主体制名存实亡，因此失去了它存在的根本理由。虽然该派的强硬和对原则的坚持值得敬佩，他们却无可救药地脱离现实。他们也许能够理解人民的悲伤，却无法理解愤怒的潜力。
王室中的第二个阵营，在某种程度上以女王的私人秘书、黛安娜的姐夫罗伯特？费洛斯那样的人为代表。他是一个十分明智的人。我不知道他对黛安娜的真实看法如何——我猜他能看出黛安娜的两面，并且爱他喜爱的那一面，而对另一面耸耸肩了事——不过，他是个行家，而且，正如你有时候能在彬彬有礼的上流社会中遇到的那些人，他远比表面流露的更精明、更机智。他的助手罗宾？詹弗里(后来接替了他的职位)是外交部官员，也很聪明，完全明白事态在往哪个方向发展。
按照王室的建议，我应该在遗体从巴黎运回英国时前去迎接。在英国皇家空军诺索尔特机场的停机坪外，当我跟权势集团的各色人物站在一起时，我敏锐地感觉到两个阵营的存在。我自己已经看准，这是一个全国团结一致的时刻。我们必须表达对黛安娜的爱戴和对女王的尊敬；我们要庆贺，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国家；我们为能有这样一位王妃而感到无比骄傲；我们必须向一直以来都在赞赏她的世界显示，我们有能力为她举行隆重的纪念仪式。因此，我觉得我的工作是保护君主体制，在愤怒转化为狂暴之前进行开导，使整件事基本上能够得到一个积极、团结的结局，而不是沦为紧张、分裂和苦难之源。
我还真切地同情女王本人，她正处在一个如同地狱般艰难的境况中。一方面，她一直都在担忧黛安娜对君主体制的冲击，另一方面，她当然也哀悼自己十分疼爱的儿媳、两个孙子的母亲；可是，她对黛安娜的看法与公众所能接受的大为不同，她不想说出口。所以，她之所以不愿意站出来，其实主要不是为了尊重传统和“规矩”——虽然那无疑也是其中的部分原因，而更多的是一种忠实于自己的感情的诚恳愿望。由我出面在人们面前把真空填补的行为，会使她感觉不安，而她身边的某些人当然也有点藐视我的做法。同时，我这样做，还加剧了他们对我和我所代表的事物的普遍不安。
对于权势集团来说，我不算什么大人物。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是工党人，并且永远是工党人的根本原因。我倒不是特别在意他们，而且，在黛安娜去世之后的日子里，我作出了力所能及的努力，不仅保护女王，还保护王室。我还必须说明，我觉得他们文雅，甚至迷人，而且一直都乐于助人。所以，我下面要补充的话，也许更能代表我自己，而不是代表他们。我一直认为，他们喜欢的政治领袖有两类：要么就是他们之中的一员——或者至少是完全赞同他们的普遍观点的人；要么是“真正”的劳动人民，也就是那种他们过去在书里看到的、操着一口他们认为这类人应有的口音的人。而像我这样的人，有点暴发户、名利狂的嫌疑，使他们略感迷惑和可疑。因此，在那些日子里，我也意识到，如果自己的干预企图过于明显，就可能会遭遇严重的挫折；而且，如果我绊倒了，是不可能指望有人来扶我一把的。
站在诺索尔特机场，看着飞机降落，等着灵柩抬出来，跟其他人别扭地闲谈，栏杆后挤着数百媒体，感觉真是怪异。在这种场合，你必须小心翼翼：你站在那儿，跟旁边的人谈话；气氛很凝重；可是，当有人跟你打招呼时，你的自然反应是微笑。于是，立刻就有人抓拍下这个画面。没等你明白过来，这种貌似失礼的举止已经被记录下来，仿佛你在整个过程中所做的唯一事情就只有微笑。黛安娜对照片的评价是对的。每次切丽和我出席纪念仪式或者其他庄重场合时，下车之前我总会提醒她，也提醒我自己：不要笑得太灿烂或者哈哈大笑，赔不起啊。你要提高警惕。
至于查尔斯王子，他的处境真是让人很难受。他和卡米拉显然成了强烈兴趣和揣测的焦点。他能怎么做？如果做出悲痛欲绝的表情，人们会说他是骗子。如果做出冷静自若的表情，人们会说他冷血。这是一种左右为难的境地，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被加以注释，而且大多数都是错误的，人们随时准备落井下石。
在这充满挑战的非常时期，他跟儿子之间的关系拯救了他。在那之前，我并没有真正见过他们在一起的情景。不过，后来多次看到他们相处之后，我意识到，他们的父子关系很亲密，互相之间的感情十分深厚。你可能会说，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他们是父子呀；但是，在那时候，很多人以为，夫妻之间的紧张关系会影响父子关系。然而，实情并非如此这一点随着时间的过去而越来越明显，并显着地减轻了查尔斯王子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