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来看一个故事。电视剧《大宋提刑官》里大反派刁光斗有这样一句经典台词，“王法、王法，就是皇家的法”。这句话听来可憎，但是很符合封建时期人们的伦理观。“王法”一词语出先秦史籍《逸周书·小明武》，原话是“敦其王法，济用金鼓，降以列阵。”此后经常见于文史典籍和文学作品中。比如，唐代韩愈的诗句“春秋书王法，不诛其人身”，再比如成书于清代的《红楼梦》第十四回：“凤姐笑道：'依你说都没王法了!'”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史中，“王法”贯穿始终，根深蒂固，“法”前加“王”才能彰显法的威严和效力。虽然这个“王”字不见得单指皇家，但绝脱离不了对封建统治者的敬畏。
既然是“王法”，就不是“民法”，因此，在百姓的心里，“王法”是用来遵照执行的，轮不到黎民百姓思考什么，所以只要这个法不是太恶，大家遵从就好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统治，一直如此，几无例外。这就是典型的“客体法治思维”，就是仅仅把自身看成是法治的对象、法治的客体，在面对法律问题时，个人也只是消极的被动承受。除了封建专制体制的束缚外，还有哪些深层次的原因促成了这样的“客体法治思维”呢?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属性有关，具体来说，一是祖先崇拜，二是农耕文明。
祖先崇拜的概念来源于易中天老师在《易中天中华史》中的阐述。在这里，我借用他的概念来论述一下观点。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信仰文化，阿拉伯民族有古兰经，欧美国家多信奉上帝，东南亚国家多是佛陀的信徒，而我们中华民族最崇拜的就是自己的祖先。祖先是生命的起点，是一切的源头，所以宗庙里供奉的是祖先的牌位，华夏大地都要在清明这一天祭拜祖宗先人，而一个封建王朝的创立者好比是这个国家的祖先一样，理应受到万民祭拜。因此，在我们的文化里形成了但凡与祖先有关的东西都是格外高贵的，祖先的思想是好的，是不容置疑的，即使祖宗的话有不对的地方，也必须怀着谦卑的心去包容和谨慎的改变。这种文化因子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传统中国人“安于平稳，抵触改变”的观念。直到鸦片战争之前，这种观念几无改变，足见影响之深。当这种观念作用于法治思维时，呈现出的便是僵化的、停滞的、缺少足够反思精神的法治文化。
对土地的高度依赖催生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农耕文明。几千年来，农耕文明一直代表着封建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我们在文化上的起起伏伏也是在这一文明框架下发生的。农耕文明产生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精耕细作的稳定生活方式，而要达到这种稳定，离不开始终如一的好天气和家庭结构的长期稳定。好天气不可控，但要维持家庭结构的稳定是可以做到的，稳定的前提是有序，有序的前提是认同身份，各司其职。认同身份就要长幼尊卑，各司其职就要男耕女织。而小农经济以户为单位，户与户之间并不发生横向关联，只需要彼此守好边界，互不侵犯，自然也不需要操心别人家的田地。当所有的家庭趋同时，呈现出的就是一个国家文化对秩序和界限的极度推崇，三纲五常划定了人们的基本身份和界限，每一个身份对应着一份职责，也就是说，具备了相应的身份，才会有相应的职责，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就是不是你的事情也不要管。因此，传统的中国农民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因为只需要埋头干活，不需要抬头看天。同理，既然制定王法是统治者的事，百姓只要按王法行事就好，“僭越”的事情最好别做。这也是为什么传统僵化的法治思维不容易改变，因为内生的动力缺失了。不难看出，祖先崇拜孕育了“客体法治思维”，而农耕文明强化了这一思维。“客体法治思维”绵延千年，影响至深。
当然，从封建统治结束到现在，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人的思维观念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但一些人的潜意识里还会受这种传统的消极的法治观念影响，这需要全社会更加勇敢的拥抱文明和法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