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调解是我国的一项优良司法传统，被誉为“东方经验”。改革开放30年，法治进程30年，我国的诉讼调解制度经历了“调解为主”、“着重调解”、“根据自愿合法调解”、“调审分立”、“调判结合”等审判实践发展过程，调解制度从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扩展到一般诉讼制度的原则。
一、改革开放之初的民事诉讼调解
1978年，我国法院沿袭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锡五审判方式”中“调解为主”原则，作为我国民事审判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1982年我国首部《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的“着重调解”原则，从立法上确立了诉讼调解的法律地位。
调解是诉讼民主原则的体现，是权利处分原则的具体运用，调解以当事人的“合意”确立双方权利义务，具有诉讼快捷、成本经济、便于执行、定纷止争等特点。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立法严重滞后，法律体系很不健全，调解的现实功能是弥补我国民商事立法不足之缺陷，在一定程度解决了法院依法办案与无法可依的难题，缓解了法院审判工作的压力。
二、审判方式改革中的诉讼调解
1991年《民事诉讼法》将诉讼调解原则修正为“自愿合法”。1990年实施的《行政诉讼法》，确立“民官告”的诉讼制度，明确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我国诉讼调解进入了理性思考与改革尝试阶段。
九十年代初，我国法院系统开始进行审判方式改革。针对诉讼调解的定位问题，审判专家提出两种选择。一种观点，提出诉讼调解应当废止。因为调解与“和稀泥”、“强迫压制”几乎成为同义语。法律体系健全情况下，优秀案件是判决出来的，不是调解成的，追求一步到庭、当庭宣判、以判决为主的审判模式。诉讼调解逐渐弱化。另一种观点，诉讼调解应当改进和完善，提出将诉讼中的法院调解尝试性改革为诉前法院调解。1998年深圳中院首先设立了调解机构，随后在全国大多数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均设立了专门的“民事、经济纠纷调解中心”，实行“调审分立”。独立于审判程序之外设立的调解机构，在实践中存在诸多弊端，随后法院撤销了独立调解机构。
上述两种观点，忽视了我国“调审合一”诉讼模式的实际，正视和解决诉讼调解中存在的问题。吸收上述改革的有益实践经验，才能明确了法院审判方式改革方向，建设有中国特色诉讼调解机制。
三、新世纪三大诉讼的调解
2000年以后，伴随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转型，法院出现了“诉讼爆炸”、涌现了“申诉信访潮”，许多结案申诉不止，法官开始反思法官职责与社会责任，提出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是法律最高境界的观点。
2002年黑龙江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首次适用“诉辩交易”审理刑事案件。该案遭到了质疑与反对，被视为对公理与正义的挑战。2003年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适用普遍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刑事和解悄然进入刑事审判领域，刑事和解不是“花钱买刑”，而是“恢复性司法”的价值取向，刑事审判从惩罚罪犯为主过渡到同时注重被害人损失的弥补，矫正犯罪、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上，实现了现代刑事司法理念从“有害的正义”到“无害的正义”的价值转变。
2007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对调解原则未作修正。审判实践中，最高法院提出“当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十六字方针，明确民事审判中调解与判决的关系。
面对行政审判20%的撤诉率，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遭到质疑，行政案件协调开始“破冰”，根据审判实践经验，2008年最高法院制定《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使行政案件协调撤诉机制得到认可与普遍适用。
随着调解适用诉讼范围的扩大，已悄然兴起了独特的法院调解文化：法院设立调解室，圆桌调解，张贴调解的格言警名，营造和解氛围，评选调解能手，吸收社会力量构建多元化调解机制等。
改革开放30年，诉讼调解经历了为主、弱化到扩大的历程。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处分权利，“以当事人为本”的核心价值目标必将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我国未来将形成“调解优先”的审判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