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最高司法机关出台刑事案件庭前会议、排除非法证据、法庭调查“三项规程”，旨在推进庭审实质化。但毫无疑问，刑事司法领域确实存在“简单多数”与“复杂少数”的“二八现象”，帕累托“二八定理”为诉源治理提供了理论视角与解构方式。[参见李本森：《法律中的二八定理——基于被告人认罪案件审理的定量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诉源治理包括诉讼内外的宏观治理、诉讼环节的中观治理、审判程序的微观治理，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讨论一审审判程序的微观治理，且对诉源治理与繁简分流作同义使用。]换言之，诉源治理的改革方向，就在于尊重“二八定理”，围绕“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合理构建“一繁二简”的程序分流机制，在快慢分道上守住公平正义；进而，正视诉源治理的限度与司法自身的容量，对诉源治理进行结构续造，据此构建纷争处理机制之光谱。
一、回溯：诉源治理的正当性
（一）单一程序之批判
1979年“刑事诉讼法”仅有普通程序，无论案件繁简，法官均按普通程序办理。随着社会结构深刻调整，公众参与司法意识增强，加之劳动教养制度被废除，我国已步入“风险社会”，刑法圈越扩越大，法院被推到一个显耀位置。然而，立案登记制以案件增量为导向，法官员额制以减员增效为目标，两者呈现反相关关系。另一方面，刑罚宽缓化势不可挡，刑法调控社会矛盾的广度、深度今非昔比，倘若对“简单多数”一律适用普通程序，势必与刑事司法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如果不能有效改变低端司法模式，极易形成司法改革的“堰塞湖”“中梗塞”。[参见范愉：《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保障司法改革整体目标的实现》，载2016年1月20日《人民法院报》。]
（二）诉源治理之展开
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普通程序、简易程序进行分野，把“简单多数”分流出来；2012年“刑事诉讼法”承继司法解释和前法精神，拓宽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并新增刑事和解制度；2018年“刑事诉讼法”把认罪认罚从宽确立为诉讼制度，同时增设速裁程序。显然，在风险社会背景下，简审程序因势而生，从普通程序到简易程序到速裁程序的脉络渐趋清晰，这一系列的立法探索和司法实践，既折射出司法改革稳步推进的一贯作风，也是司法理论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创新和发展的生动写照。[参见樊崇义、刘文化：《我国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运作》，载《人民司法》2015年第11期。 ]
（三）快慢分道之价值
推行诉源治理，既能有效地惩罚犯罪，又不至于被汹涌的诉讼洪流湮没。[参见叶肖华：《简上加简：我国刑事速裁程序研究》，载《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通过繁案精审，增强庭审对抗性，促进庭审实质化；通过简案快办，节约诉讼成本，促进司法高效；通过尊重程序选择权，彰显当事人诉讼主体地位，实现司法为民。[参见李少平：《坚持改革创新 落实司法责任 全面推进案件繁简分流机制改革》，载《人民法院报》2017年7月19日。]从第一审刑事案件管辖看，80%以上案件由基层法院审理，正是呈现“二八现象”，人案矛盾聚集在基层法院，诉源治理的基底在基层法院，快慢分道的重点理应投放到基层法院。另一方面，在基层法院审理的刑事案件中，“复杂少数”与“简单多数”亦呈“二八现象”，如果将“简单多数”通过简审程序科学分流，司法资源的配置和流转会更趋合理，整个国家的司法秩序会更加顺畅。[参见陈卫东、杜磊：《庭前会议制度的规范建构与制度适用——兼评〈刑事诉讼法〉第182条第2款之规定》，载《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
二、省思：诉源治理的困顿析解
（一）立法的抵牾
考察1979-2018年“刑事诉讼法”，构建的审理程序趋于健全，问题在于，把速裁程序与独任制对应、普通程序与独任制分开，加之“二简”程序存在杂糅现象，如此看来，在实务中如何取舍反而成了问题。如下图所示，正是司法文本与“刑事诉讼法”交错，导致立法抵牾，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再掀波澜。概言之，在“二简”程序的适用过程中，充斥着大量非效率性价值因素；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控方与被追诉人对犯罪事实的协商由认罪到认罪认罚，既包含实体层面的认罪，还包括对量刑的认同，甚至积极赔偿被害方损失。殊不知，这种将诉讼效率、被害方权益保障等价值捆绑实现的设计，不仅冲淡了简审程序的功能定位，甚至会模糊简审程序创设的逻辑原点，进而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预设期待。[参见张式泽：《论刑事审判程序繁简分流的界定——基于程序繁简分流的划分标准、影响因素及运行模式的分析》，载《天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二）认识的混乱
2015-2019年，A省法院案件量从78.29万件向136.94万件迈进，但刑事案件占约6%，刑事一审新收仅增长近19%。有人据此认为，刑事案件体量不大，故而诉源治理的必要性不足。在认罪认罚从宽上，对于认罪，有认为是认可起诉事实，有认为是认可起诉事实或罪名，有认为是认可起诉事实和罪名；对于认罚，有人认为意指接受刑事处罚，有人认为不仅认同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并且具有积极退赃、退赔或赔偿等实际悔罪表现；对于从宽，有的认为仅指从轻，有的认为可以突破法定刑减轻、免除处罚。在繁简分流与认罪认罚的关系上，有的认为认罪认罚是分流的重要标准，是初步区分案件繁简的依据之一；有的认为繁案与简案均可能存在认罪认罚情节，故认罪认罚不能与简案等同；有的认为认罪认罚一般属于简案，但不能一概而论，繁简分流亦不能机械把认罪认罚作为唯一标签。实际上，认罪认罚从宽是一项诉讼制度，含摄实体法完善、程序法创新，而速裁程序是对认罪认罚简案的从宽、从简、从快处理，制度定位于审判程序。[参见胡云腾主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59-60页。]在繁简分流与速裁的关系上，有的认为相互依存、相互配合；有的认为繁简分流是前提，没有前者就罔论后者；有的认为前者是对案件的分类标准，后者是对个案的处理方法。
（三）实践的偏差
对于公安机关来说，速裁程序对侦查取证的标准并未降低，故缺乏适用的足够动力自不待言。对检察机关来说，速裁程序除起诉书简化外，需与被追诉者开展认罪、量刑协商并出席法庭，办案期限反而缩短，故适用激励不足。对审判机关来说，速裁程序与普通程序的证明标准并无二致，法官还面临即审即判压力，适用的积极性被无端遏制。对于律师来说，由于认罪并适用简审程序，被告人的辩护需求降低；值班律师的履职阶段分散，势必对案件审限产生影响。[参见李本森：《法律中的二八定理——基于被告人认罪案件审理的定量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就普通程序而言，因大量人证不出庭，直接言词原则未落实，程序发育并不成熟；就简易程序而言，适用范围跨度极大，不同类型案件的简化程度整齐划一；就速裁程序而言，侦诉审衔接疏松，简化特性并不显著。[参见邵新：《刑事一体化语境下的繁简分流》，载《法治研究》2017年第11期。]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简审程序以缩短审限为依归，实乃对程序正义某种程度的牺牲；以审限区分程序适用成为倾向性惯例，当简审程序无法在审限内结案时，往往径直转为普通程序，而“二简”程序也常常成为规避审限的途径。[参见傅郁林：《繁简分流与程序保障》，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1期。]
三、修正：诉源治理的实践进路
（一）如何甄别繁简案
诉源治理包括人、案、程序三个元素，治理的对象是案，揭示的乃是公正与效率的关系，只有科学识别案，才能快审“简单多数”、精审“复杂少数”。强调以审判为中心，理应区别对待，将稀缺的司法资源更多用在“复杂少数”上，真正发挥庭审功能作用。
在划分繁简案时，大致可从四个维度甄别：一是以认罪认罚为据。虽然认罪、认罚语词关联，但实际上是有所分离的，如果强调同步存在，势必限缩了射程。[参见陈瑞华：《“认罪认罚从宽”改革的理论反思——基于刑事速裁程序运行经验的考察》，载《当代法学》2016 年第4期。]由此观之，把不认罪案件列为繁案，把认罪案件列为简案，乃是对公正与效率、打击与保护、惩罚与教育的统筹兼顾，充分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也是世界各国的通例。[参见沈德咏：《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二是以刑罚轻重为据。作为对司法统计的回应，把可能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划归繁案，5年以下刑罚的划归简案。三是以量刑规范化为据。把发案率高的危险驾驶、交通肇事、盗窃等常见罪名归为简案，把黑恶势力、经济犯罪、职务犯罪等归为繁案。四是以“四类案件”为据。《A省法院院庭长案件监督管理办法》把涉及群体性纠纷，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疑难、复杂且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可能发生类案裁判冲突的；反映法官违法审判的等“四类案件”列为繁案。
（二）如何实现快慢分道
1.审判程序的分道。从“一繁”到“二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依序递减。在价值取向上，“普通程序取位公正，简易程序取位公正与效率，速裁程序取位效率，三位一体构成了完整的刑事审判程序。”[汪建成：《以效率为价值导向的刑事速裁程序论纲》，载《政法论坛》2016年第1期。]其目标在于，简易程序以“认罪”为程序分流点，适用于可能判处1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速裁程序以“认罪”“认罚”为程序分流点，适用于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刑罚的案件；普通程序以“不认罪”为程序分流点，或者不选择“二简”程序的简案，但对于认罪的繁案可简化审理。
2.审判组织的分道。一是搭建审判团队。盘活审判资源，充分考虑办案经验、能力、专长，组建金字塔型审判团队。简案团队办理“简单多数”，速裁程序采独任制书面审理，简易程序采独任制开庭审理；繁案团队办理“复杂少数”，普通程序采2（法官）＋1（陪审员）的合议制。二是推广专业化审判。对于盗窃、毒品、危险驾驶、职务犯罪等类型化案件，实行专业化审判，在繁简分流后移送相应的审判团队，使法官审有所专、审有所长、审有所精。三是科学评估审判绩效。引入权重系数，对法官员额、工作饱和度、办案业绩进行评估。四是定期轮岗。合理确定轮岗周期和方式，让精审精判者不为“复杂少数”所累，让快审快结者不为“简单多数”所困。
3.证明标准、裁判文书的分道。对于适用普通程序的繁案，适用法定证明标准当无异议，但在简审程序中，若证明标准同日而语，极易在公正与效率之间左右摇摆，继而陷入似简实繁的尴尬境地。[参见张式泽：《论刑事审判程序繁简分流的界定——基于程序繁简分流的划分标准、影响因素及运行模式的分析》，载《天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此即意味着，对于适用简审程序的简案，可采取差异化证明标准。另一方面，作为“动态的法”，裁判文书是审判活动的最终产品，说理乃裁判文书之灵魂。[参见罗灿：《司法改革背景下裁判文书说理繁简分流研究》，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页。]长期以来，裁判文书被强调为公文，格式千篇一律，内容拖沓冗长；需要说理的没有充分说理，给人不讲道理、直接下判的霸道感，不需说理的也得“八股式”地堆砌阐释。[参见王新清：《刑事裁判文书繁简分流问题研究》，载《法学家》2017年第5期。]于此情形，对于“复杂少数”，应使用“要式裁判文书”，完整呈现事实→证据→法律适用的心证历程；对于“简单多数”，可使用令状式、要素式、表格式的“简式裁判文书”，从而减轻法官的文牍压力。
4.救济途径的分道。上诉续审模式对案件繁简、适用程序在所不问，被告人可在二审时提出新主张、新证据，重新组织攻击防御，极易造成诉权滥用，继而架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因而，对于“复杂少数”，应实行两审终审制，贯彻上诉不加刑原则，发挥二审的校验纠偏、法律续造功能。但对于适用简审程序获得“程序利益”“量刑减让”的，一旦进入二审，就面临逻辑上的悖论: 一审以认罪认罚为前提适用简审程序，被告人上诉的，也就意味着不再认罪认罚，继而表明一审适用程序有误。果真如此，若以原审程序违法为由发回重审，反而陷入泥潭，可谓欲速则不达。[参见尹露：《我国刑事速裁程序的实务困境及其优化路径》，载《政法论丛》2018年第5期。]可见，应设置上诉过滤机制，严格禁止反言，维护诉讼诚信，充分论证改革两审终审制的正当性。即意味着，对于认罪认罚从宽案件，探索实行一审终审，或者不受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制约。
（三）如何坚守公平正义
1.让繁案繁中有简。作为对现状的反思，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目的在于摆正侦査、起诉、审判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法官作为居中裁判者，审判作为侦查、起诉把关者的功能。[参见陈卫东：《以审判为中心：当代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基点》，载《法学家》2016年第4期。]与以审判为中心密切相关的另一范畴是以庭审为中心，旨在摆脱庭审虚化，否则，不仅导致“侦查中心主义”“侦审联结”，而且在运作方式上实与侦查终结、审查起诉等活动无异，审判的决定性作用就无从谈起。[参见龙宗智：《建立以一审庭审为中心的事实认定机制》，《中国法学》2010年第2期。]申言之，对于“复杂少数”，繁案团队应精审、详判，严格贯彻证据裁判、直接言词原则。当然，为实现繁中有简，庭前会议得必要时召开；把握人证的“关键性”“重要性”，实现关键人证应出尽出，避免步入一律出庭的误区；被告人认罪的，法庭调查、辩论适度简化。原因在于，唯有程序繁简成为可处分的对象时，程序利益才真正成为一项权利，不然，当程序成为被动接受的制度装置时,“一繁二简”同样是强加于当事人的义务。[参见傅郁林：《审级制度的建构原理》，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2.让简案简中有繁。公正是司法的生命和灵魂，故“简”并非无底线，强调迟来的正义非正义，绝不能以让渡公正为代价。简化“简单多数”并非简单地简化多数，更不是忽略“简单多数”，而是本着简程序不简权利的原则降低司法活动的边际成本。[参见李本森：《法律中的二八定理——基于被告人认罪案件审理的定量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一是建立权利告知制度。侦查机关在首次讯问时，应告知权利义务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时，被追诉者认罪认罚的，应由值班律师到场见证具结过程；审判机关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应当释明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从简的法律规定。二是完善值班律师制度。保障值班律师的阅卷权、会见权，对“流水作业”纠偏。三是强化核查机制。核实认罪、认罚、认程序的自愿性，签署具结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四是建立程序回转机制，为认罪犹豫、反悔的被告人提供权利保障。
四、前瞻：诉源治理的结构续造
（一）简审程序全流程提速
从被告人角度看，由于认罪并选择简审程序，在客观上节省了司法资源，故在量刑上得到优惠具有正当性。结合“二八现象”，简审程序的增量有助于实现法律上的帕累托最优。
目前，简审程序过于强调审限的单方面缩短，经验表明，这种改革思路不仅在理论上存在致命缺陷，而且也没有取得改革者所预期的从快效果。由于审判处于诉讼流程的末端，审理期限必须与侦查期限、审查起诉期限有较好的速率搭配，否则，倘若审前程序延宕，简审程序极易出现虎头蛇尾现象。[参见张向东：《繁简分流：刑诉法修改的共识》，载《光明日报》2011年8月15日。]不仅如此，速裁程序与简易程序相比，只是对庭审时长的压缩，甚至庭上简单庭下繁，其持续性能否保持，前景堪忧！[参见尹露：《我国刑事速裁程序的实务困境及其优化路径》，载《政法论丛》2018年第5期。]故而，笔者主张，在侦查阶段实行刑拘直诉，在起诉阶段推行“捕诉合一”，在审判阶段集中、书面审理。唯有纵向上侦诉审高效衔接流转，才能为全流程提速营造宽松环境。
（二）审判组织与审判程序松绑
普通程序与独任制截然分开而与合议制对接，此种简单对应关系是对合议制功能的误读，即“简易程序的价值基础单纯为了追求效率，而合议庭的功能仅仅是或者主要是运用权力制约机制确保公正。”[参见傅郁林：《繁简分流与程序保障》，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1期。]果真如此，既不符合认罪的普通程序案件有时完全可由独任庭审理的实际，也未必确保合议庭审理的案件更具公正度。换言之，当法官参审案件数量徒增，主办案件的精力和时间投入严重不济时，整体案件质效反而降低。
实际上，合议制的一项重要功能常常被忽略，那就是，当司法需要承担维护秩序、创制规则时，合议庭人数意味着代表不同意见的人数，因而决策结果可能更具正当性，然而，基层法院并不肩负此般使命。从纵向看，在审级制度中，越接近顶端的法院在制定政策和创制规则方面功能越强，也就越强调合议庭的决策机制；从横向看,在美国上诉审的繁简分流中，不同程序的适用标准，恰恰是案件在法律秩序或法律发展方面的价值。[参见龙宗智：《建立以一审庭审为中心的事实认定机制》，《中国法学》2010年第2期。]可见，将速裁程序与独任制、简易程序与独任制或合议制、普通程序与合议制一一对应，压缩了诉源治理的发展空间，全面强化合议庭功能的呼声得到的反而是司法实践无动于衷的回应。于是乎，“陪而不审”“合而不议”屡见不鲜，这种没有规则的变通，既造成“陪审”法官时间、精力的无益耗费，又为承办法官转嫁责任提供了便利，最终从总体上破坏了合议制的运作机理。依笔者管见，在硬化司法责任制前提下，基层法院审理的简案，一律实行独任制；审理的繁案，一律实行合议制。在速裁程序实行一审终局后，对于适用简易程序，或者仅就普通程序量刑提出上诉的，中级法院可以实行独任制；适用普通程序再行上诉的，一律实行合议制。
（三）速裁案件书面审理
时下，由于简易程序在庭审环节已经极为简便快捷，速裁案件在庭审环节提速的空间极其有限，为控辩双方提供对抗舞台的庭审程式化浓烈。因此，倘若一味强调速裁案件开庭审理，那么无论如何简化庭审，实难在简易程序基础上再有突破。
在某种程度上，被追诉者认罪认罚减轻了控方的证明责任，若速裁案件书面审理，可免除检察官往返法庭之累，客观上为公安、检察机关提供激励。对速裁案件实行书面审理，不仅能解决检察机关动力不足的问题，而且能撬动审理方式走向多元。正所谓，如果对众多的轻微犯罪，不加区分地逐一精雕细琢，司法势必负担过重，如此一来，对重大、复杂犯罪就无法有足够的资源谨慎地加以澄清。
（四）纠纷解决机制多元
司法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演绎体系，而是一种实践理性活动。案多人少或司法供给不足，一方面使司法者疲惫不堪，对职业丧失兴趣；同时导致司法质效低下，使民众远离法治而去。[参见景汉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登记立案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230页。]故而，司法机关应正视司法自身的弊端，保持司法介入社会纠纷的必要谦抑；社会公众应破除司法万能的迷信，形成合理的纷争解决期待。
案件总量的不可控、法官员额的限缩趋势，决定了能动司法遭遇瓶颈。正是由于需求端呈现的上升势头比较剧烈，供给端的变动始终只能保持平稳的慢速增长，这就暴露出供求失衡，容量有限的司法难以匹配高度压缩时空内释放的矛盾。可见，对诉源治理的把握应当超越公正与效率关系的狭碍思路，更多按照多元价值取向设计繁简分流规则、纠纷解决方式，唯此才能缓解诉源治理与程序保障、司法资源之间的冲突。否则，一旦司法过于延伸，表面看来可能显示了力量，但会影响到自身职能的履行，也为其他社会力量干预司法挖了道缺口。[参见侯猛：《最高人民法院的功能定位——以其规制经济的司法过程切入》，载《清华法学》2006年第1期。]
结 语：
法治作为人类文明的构成元素之一，具有古今延续的普适性，表征的是人类共同的生活经验和理想。[参见张保生、郑飞：《世界法治指数对中国法治评估的借鉴意义》，载《法制现代化研究》2013年第1期。]诚然，从普通程序到简易程序再到速裁程序，诉源治理的程序装置渐趋丰满；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呼之欲出，诉源治理获得了新的制度生成空间。但是，诉源治理本身并不能减少矛盾存量，快审机制总有一定限度，法官审案也有一个饱和度。一言以蔽之，诉源治理固然重要，但也存在明显底线，如果仅就诉源治理实施单兵突进式改革，势必冲击大体平衡的诉讼格局，甚至造成审判规律发生异化。正因如此，我们还应对微观治理的限度与司法自身的容量保持清醒，此即意味着，在审判程序的微观治理之外，尚需关注诉讼环节的中观治理、诉讼内外的宏观治理，据此构建多元化解机制之光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