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宋王朝建立四年后的公元424年，第三任皇帝文帝刘义隆继位，改元元嘉，针对晋末官场流弊实施一系列反腐倡廉措施，有效促进了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开创了南朝一段历时三十年左右的短暂治世，史称“元嘉之治”。但元嘉二十五年，一件出人意料的事件发生了：文帝宠臣、时任吏部尚书的庾炳之，因一件本不起眼的小事被弹劾，虽有文帝一再袒护，却引来以辅政大臣何尚之为首的多位官员揭发声讨，一个身居显位的贪官终被众人合力围剿打成原形，给文帝的“清明盛世”抹了不少的黑。
庾炳之早年有清誉。庾家自其曾祖辈开始世代为官，庾炳之出仕之初历任太子舍人、秘书、名将刘粹手下征北长史以及广平太守。其兄庾登之担任朝廷重臣谢晦属下长史时，庾炳之前去府中探视，对这位“朝士莫不加敬”的权臣不卑不亢，在朝野传为佳话。庾炳之对官场上的礼仪纲纪也很重视。他曾因“治民有绩”转任彭城王、骠骑将军刘义康府中主簿，但尚未就职又被改任。为此，他专门就是否该向刘义康行府公之礼的问题申请礼官博议，时任中书侍郎的裴松之（著名学者、《三国志》注者）为此引经据典，最终得出一旦“王命既受”，即使“拜不之职”也要依其礼节行事的结论，才算了断这一公案。也许是出于对派系形成的防范，当时吏治的特点之一就是官员换岗频繁。这之后，庾炳之又经历不下十几次的调动、改任，在镇压彭城王刘义康谋反中，因“尽忠于朝廷”而得到刘宋文帝的重用，升任总揽朝廷人事大权的吏部尚书，兼领义阳王师，成为“内外归附，势倾朝野”的权臣。
就是这个曾经对礼制规则推究得近乎苛刻的庾炳之，为官多年后却渐生懈怠。庾炳之先天就有“为人强急而不耐烦”的性格弱点，再加上他后天“素无学术”、缺乏修养，宾客下属稍不如己意，便声色俱厉，“忿詈形于辞色”；庾炳之“性好洁”，患有很重的洁癖，一些士大夫前来造访，起身告辞时尚且足未出户，他就马上唤仆人“拭席洗床”。待人接物方面的失礼自然要受到非议，而一旦违反了朝廷的法纪，则要受到严格的纠劾。越来越不拘小节的庾炳之终于被人抓住把柄：一次他有急事请假回家料理，随后，吏部令史钱泰和主客令史周伯齐两位下僚，又因公事需入宅请示。二人难得到领导家登门拜访，庾炳之素闻他们一个会弹琵琶，一个善歌，便于事毕后令他们一展才艺，谁知二人竟一发而不可收。眼看日色已晚，三人玩得兴起，庾炳之将他们留宿家中。这下，就出了事。
按内阁首脑机关尚书台的旧制：令史外出咨询公务，一律不得在外停宿，即使奉尚书、仆射等领导之命，亦不得有违此规。那时御史台地位正在逐渐提升，一大批负责违纪查纠的官员遍布朝野，庾炳之留宿两位下属的事被人迅速探悉，弹劾的奏章很快送到文帝案前。一向好大喜功的文帝对这条旧制并不十分看中，认为“小事不足伤大臣”，便把担任首辅之职的何尚之找来，打算借他之口，为自己的爱臣开脱几句了事。没想到何尚之面陈庾炳之的过失，毫不遮掩，过后又上奏章具表庚炳之为非作歹“非此一旦”，种种证据“事如丘山”，暗示文帝可以“普访诸可顾问者”，从其他渠道广泛听听群众对此人的反映。
一片非议声中，庾炳之只好出来自我检讨，顺带替自己开脱，声称由于缺乏学习，不谙尚书台旧制，加上两位令史也说留宿一夜并无大碍，于是也就大意了等等。文帝又把何尚之找来，希望他通融通融算了。何尚之用事实证明庾炳之是明知故犯，所作辩解都是谎言。见文帝仍然犹豫不决，终于敞开报料——据群众反映：庾炳之身为朝廷重臣，多年来利用掌管人事机要之便，泄漏机密，出卖皇恩。豫州刺史刘德愿请求太尉推荐其子担任所在州的西曹，太尉刘义恭致函向庾炳之作了推荐，庾炳之为得到好处，打算将刘的儿子升格任为主薄，并将消息直接透露给刘本人。结果刘德愿谢绝了太尉的推荐，转而拜谢庾炳之。
庾炳之利用人事大权替人办事，自然好处多多——谘议参军刘道锡在他的运作下当上广州刺史，多次向他献纳，以至“倾南俸之半”，将赚到的钱半数奉上；盛馥在庾炳之的帮助下当上市令，便利用主管市场之便，进献数百根木材赞助庾家营建豪宅，“恐人知”，还特意“作虚买券”，假造了相应的买卖契据；刘雍为报“得其力助”的恩德，事庾炳之如父，冬有碳敬，夏有冰敬，夏天为庾府送去解暑的甘蔗解，宛如从田里刚砍伐的一样鲜美。
庾炳之管人事不办人事，还常常主动索贿。对待下属或受制于他的官吏，每每“诸见人有物，鲜或不求”，简直是雁过拔毛。庾炳之听说吴兴太守刘遵考手里有一批好木材，便张口乞要；见他有一只漂亮的烛盘，也“便复乞之”。张幼绪因职务升迁等受他辖制，结果庾家事“不问大小”，都向他讨要诛求，搞得他“无以堪命”，还得强忍着招架应付。即便这样，由于庾炳之权势太盛，“远近相崇畏”，人们争相巴结还来不及，下僚虞秀之为拉近关系“以门生事之”，经常上门送礼，庾家“累味珍肴，未尝有乏”……这样的事数不胜数。
听了何尚之上述揭发，文帝也感到问题严重，但仍“迟迟旧恩，未忍穷法”，打算先把庾炳之外放到丹阳，反思一段再调回复用。一天后，文帝向何尚之说明此意，却不料这老兄“休庭一日”，又展开新的一轮举证：他首先强调昨日所述事实只少不多，朝上群臣“异口同音”皆可作证。进而补充：那个张幼绪后来当了县令，曾对为他送行的人说，“吾虽得一县，负三十万钱。”以此暗示庾炳之勒索太狠。太学博士荀万秋一次去找庾炳之，正碰上他勒索一位姓夏侯的客人：“主人问‘有好牛不？’云：‘无。’问‘有好马不？’又云：‘无。政有佳驴耳。’炳之便答：‘甚是所欲。’”场面非常可笑。刘道锡被他举荐担任广州刺史后，被勒索“嫁女具及祠器”等物，价值“当百万数”。调查中，在庾手下工作的选令史章龙也作证说：“实得嫁女具，铜炉四人举乃胜，细葛斗帐等物，不可称数。”……
可怜那文帝又闻何尚之所举数桩罪证，只觉得头都大了，当即败下阵来，不得不“可有司之奏，免炳之官”。两年后，庾炳之“卒于家，时年六十三”。文帝念他生前“宿诚”，给了他个死后“追复本官”的侍遇。文帝刘义隆在其统治末年因不够明智，冒然北伐失败而葬送了刘宋多年积聚的国力，得到辛弃疾“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的讥讽；但在坦护庾炳之这件事上，也不能说他全无道理。中国自古就是“人情社会”，所谓“官不打送礼者”，庾炳之受到千夫所指，更多的原因恐怕还在于他得罪了官场上的“大多数”。后来在杀死文帝篡位的太子刘劭手下当了司隶校尉的殷冲，当初也曾与庾炳之一样患有洁癖，但殷冲与庾炳之不同之处在于，他对于构成官势力的士大夫阶层从不得罪，即令不整洁也“每容接之”。在这种圆滑的处世哲学下，古今不知有多少更大的贪官安全潜伏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