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北宋名相，大多数人会想到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还有一位叫王珪的宰相，知道其名字的人未必很多，他就是成语“三旨相公”如假包换的主人公。
在崇尚文教的北宋王朝，王珪绝非等闲之辈，他是宋仁宗庆历二年进士甲科考试的第二名，也就是榜眼，是学霸中的学霸。官修《宋史》说他“其文闳侈瑰丽，自成一家，朝廷大典策,多出其手，词林称之”。王珪为文华丽大气，是朝廷的大笔杆子，得到文学圈内人士的认可。
王珪文章了得，但人品受到诟病，还是《宋史》说他“自执政至宰相，凡十六年，无所建明，率道谀将顺。当时目为‘三旨相公’”。所谓“三旨”是指上殿见到皇帝称“取圣旨”；皇帝做了决定，称“领圣旨”；退朝后告诉禀事的人“已得圣旨”。
王珪身居宰辅高位，其职责是负责顶层设计，对宋王朝的大政方针提出自己的对策建议，对于皇帝和大臣们的失职、失责、失误提出纠正意见，而王珪对这些重要职责消极怠工，总是忙着起草文件这类本该翰林院低级别官员干的活，抓小放大。
对比一下王珪的同事王安石、司马光：王安石为解决王朝的财政困境，敢于挑战传统，力排众议，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勇气，实行青苗法、免役法等一系列改革举措，虽然这些改革是否符合当时的实际，效果如何至今还是见仁见智，但其担当精神令人敬仰。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也是从他了解的民情和看问题的不同的角度出发，他与王安石是政见不同，他们之争是君子之争，同样值得称道。王安石、司马光可谓性情中人，眼中只有国家和民众，他们高调的言行容易树敌，所以才有王安石两度罢相，司马光远离权力中心十几年。但王珪除了阿谀奉承，事业上无所建树，不担当，不作为，倒成了北宋政坛的“不倒翁”和“常青树”，其与王安石、司马光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
“三旨相公”王珪的当代版本就是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的某些党员领导干部。表面看，对上级的各项决策部署，他们热衷于第一时间层层开会，层层发文，上下一般粗，到基层检查时只是走马观花，不解决实际问题。这些党员领导干部没有把心思放在如何将上级的会议精神和政策，针对本地的实际通过具体工作加以落实，缺乏担当的勇气，不做实功，只做热热闹闹的虚功，以致上热下冷“中梗阻”，这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玩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那一套的“三旨相公”们危害匪浅，必须下气力铲除其滋生的土壤，挤压其生存空间。当务之急是健全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贡献排座次，按实绩论英雄，推动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导向，要运用党纪政务和组织处理措施，向那些抱有不干事就不会出事，习惯照搬照抄上级要求当传声筒的“太平官”们亮剑，让他们不再心安理得混日子。同时要将容错纠错机制落到实处，按照“三个区分开来”的要求，宽容干部在改革创新中的失误错误，给敢担当敢作为，敢拼敢闯的干部吃下“定心丸”，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只有让愿意干事，敢于担当的干部有市场，不想干事，不敢担当的干部没市场，“三旨相公”们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倒逼他们振奋精神，担起他们本应担当的责任。（蚌埠市淮上区纪委监委 周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