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路在何方？如何突破“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困局？这是1934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人急需解答的时代命题。
1934年12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三次政治局会议，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
在12月12日召开的通道会议上，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军事态势，明确提出不去湘西、改为向贵州进军的建议。
在12月18日召开的黎平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议更改行军计划，经过激烈辩论，终获与会大多数同志赞同。
12月31日召开的猴场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在贵州四川边界建立新根据地，并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
经过三次会议的反复斗争，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中央大多数同志的初步认可，使得红军摆脱了国民党“追剿军”，顺利进入贵州并一举拿下黔北重镇遵义。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上出现了三个报告，即博古作的“主报告”、周恩来作的“副报告”和张闻天作的“反报告”。
博古在其“主报告”中，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归结为敌我力量悬殊太大等客观因素。
周恩来以三人军事小组成员之一的身份，在其“副报告”中坦诚检讨了自己在军事指挥上应负的领导责任，并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
张闻天的“反报告”则旗帜鲜明地指出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途中的“左”倾错误，系统批评了他们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张闻天的“反报告”一石激起千层浪，击中了“左”倾冒险主义的要害，成为遵义会议的转折点，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定下了基调。
之后，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先后发言，经过客观和充分的交流讨论，最终一致否定了博古的“主报告”，充分肯定毛泽东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等基本原则，并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
遵义会议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其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
第一，发扬革命精神，增强政治意识。
政治上的主动是最有利的主动，政治上的被动是最危险的被动。无论党的事业遇到了什么样的风险与挑战，只要广大党员干部在行动上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断强化责任和担当意识，做到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没有过不去的坎。
第二，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遵义会议上的“火药味”，是正确革命路线向“左”倾错误路线展开的直接斗争的体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是一部不断同错误思想和落后做法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的斗争史。在困难和挑战面前，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推动党的事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
第三，发扬创新精神，增强开拓能力。
一个国家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就不能前进。只有摒弃一切保守思想和教条主义做法，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指导实践，才能永葆党的生机与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