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一直是洁身自好的象征。图为群众在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圣莲岛“莲廉文化”教育长廊里徜徉漫步。
特邀嘉宾
李秋芳 中华广播影视交流协会理事长
李雪勤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理事长
孙壮志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
任建明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
李后强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文以化人，廉以养德。从不敢腐、不能腐到不想腐，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根本在于发挥文化的自律、教化、育人功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对文化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廉政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进一步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加强文化建设、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必然要求。廉政文化的内涵是什么？如何进一步提升廉政文化建设的质量？如何充分发挥文化在一体推进“三不”中的作用？记者就此与五位嘉宾展开对话。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首先要加强廉政文化的基础研究
记者：廉政文化是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实践中运用比较频繁的一个概念。如何界定廉政文化？廉政文化建设具有哪些特点？
李秋芳：廉政文化属于文化的范畴。推进廉政文化建设，有必要先了解廉政文化的内涵和特点。这一基本问题解决了，廉政文化建设才有方向感。廉政文化是关于廉洁从政的知识、观念、规范和与之相适应的行为方式及社会评价的总和。廉政文化建设围绕正确行使公共权力，倡导推行一系列廉政文化教育活动和从政道德实践，其目标是建立廉洁政治，规范从政行为。
廉政文化建设具有政治性、民族性、约束性、实践性等特征。从政治性看，廉政文化是政治文化的分支，服务于党的政治目标。廉政文化建设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重要内容。从民族性看，廉政文化建设是赋予社会历史以目的、意义和价值的过程，离不开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滋润涵养。从约束性看，利益博弈的多变和个人欲望的复杂性，决定了廉政文化建设不能单纯靠个体自觉，还要靠组织有力推行，廉政文化是约束权力行使者滥用公权满足不当利益的特殊文化形态。从实践性看，廉政文化的建构，需要观念与行为有机统一，在从政实践中强化廉政观念。
李雪勤：“廉政文化”和“廉洁文化”是常见的两个概念，其核心内容都是廉，都属于“不想腐”的范畴。但两者侧重点又有所区别，其中，廉政文化针对的重点是掌握公权力的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而廉洁文化则是面向全社会。廉政文化建设既要以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为重点，又要面向全社会，重视环境和风气的改造。只有社会廉洁文化同廉政文化互动共建，才有利于遏制公众价值观扭曲和不良社会潜规则盛行，有助于培育社会对贪腐行为的“零容忍”心理，对廉政建设发挥基础性、综合性影响。
任建明：一体推进“三不”既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其中，实现“不敢腐”和“不能腐”主要对应惩治和制度，而实现“不想腐”则主要对应文化。基于制度治理腐败还相对容易一些，而要通过文化建设清除腐败更加困难。人类文明史表明，腐败现象具有顽固性的特点，而比腐败现象更顽固的，则是腐败现象背后的腐败文化。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划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认为制度可以变迁，但非正式制度变迁起来更加缓慢和艰难。所谓非正式制度，在腐败和反腐败领域指的就是腐败文化。比如，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地区用五到十年实现了“不敢腐”和“不能腐”，但用了数十年的时间才改造了曾经的腐败文化。这意味着廉政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性、艰巨性的工作。
发挥廉政文化育人作用，用廉政教育浸润思想、筑牢防线
记者：文化属于思想、观念、意识形态范畴的东西。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重要内容的廉政文化，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和作用？
李秋芳：治理腐败，必须注重从文化源头推进。廉政文化是廉政监督有效推行的先导，是廉政制度得以形成并发展的基础。惟有具备廉政文化的自觉与自信，才能具有党风廉政建设的理性与定力。廉政文化建设的基本功能主要包括三方面：第一，价值导向功能。促使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认同廉洁从业的价值理念，增强道德分辨能力，构筑起预防腐败的道德防线。第二，行为约束功能。当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将廉政理念外化为从政实践之后，就可择廉而从，抵制腐败思想侵袭。第三，环境净化功能。面向全党全社会褒扬廉洁行为，鞭挞贪腐现象，有利于扶正祛邪，培育深厚肥沃的廉洁文化土壤，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孙壮志：从世界上其他国家反腐败的经验教训中，也可以看到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比如，俄罗斯和欧亚一些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滋生了大量腐败，但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腐败现象不同，这些国家腐败问题高发的背后有着不可忽视的文化因素。在历史上，这些国家长期处于沙俄统治之下，沙俄的君主制、农奴制造成了社会整体缺少法治和平等观念，民众也处于蒙昧当中。到了苏联时期，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的氛围依然十分浓厚。即便到了现在，这种文化因素的影响依然很强大。当腐败成为一种社会文化时，反腐败制度和措施将大打折扣。只有开始重视与廉政相关的文化问题，这些国家才可能从根本上改善腐败状况。
任建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产生了全方位、深层次影响。但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败存量不少、增量仍在发生，高压态势和顶风作案同在。这些现象提示我们，治理腐败，仅仅从行为、制度层面努力是不够的，还有必要关注腐败行为背后的、深层次的东西，着力于改造或清除腐败文化，建设廉洁文化。
李后强：文化最大的功能是化人。一体推进“三不”科学方法的根基在文化，打通三者内在联系的关键在文化。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最终要落在保持对法纪、对历史、对文化的敬畏之心，形成知耻知止知畏的行动自觉。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归根到底是要建立与本土文化相适应的制度体系，让制度和文化的监督约束功能相得益彰。增强不想腐的自觉，根本在于发挥文化的自律、教化、育人功能，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进入新发展阶段，要着力提升廉政文化建设质量
记者：“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如何充分发挥文化的力量，筑牢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李秋芳：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文化建设高度重视，从战略和全局上作了规划和设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廉政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从战略上把握廉政文化建设的定位，把廉政文化建设纳入文化强国战略中统筹谋划。“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以后，将对文化建设提出更高要求，文化的作用也会进一步凸显。我们要更加自觉地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廉政文化建设价值理念、目标指向、衡量标准。
近年来，各地廉政文化建设蓬勃开展，但也存在一些形式大于内容的现象。随着一体推进“三不”，如何提升廉政文化建设质量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廉政文化建设是廉政建设与文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不能把廉政文化建设仅理解为某些狭义文化样式的制作传播，不能满足于“标语口号上墙”，发几本书、放几部片子便万事大吉，而需要以先进的廉政思想为指导，以廉政制度为基础，以深入持久的教育活动和多种文化样式为载体，以扎实的道德实践为实现方式，形成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廉荣贪耻的工作环境。
李雪勤：在廉政文化建设的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时，要切实重视并加强对质量的研究和探讨，不断提高廉政文化建设的层次和水平。我们应深入研究我国历史上反腐败的成败得失，着力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廉洁因子，总结和发扬我们党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实践中积累的成功经验，同时积极借鉴世界各国反腐败的一些有益做法，发挥廉政文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廉政文化观的重要内容。
孙壮志：廉政文化建设的内涵应该与时俱进，优秀传统文化是值得挖掘的宝库，但也要注重创新，特别是要与现代法治文化相适应，形成自律和他律的有效互动。我国古代文明中不乏对廉政和廉吏的推崇，但有些是理想化的。要真正通过文化载体培育不想腐的思想境界，还需要“惩”和“防”的配合，需要制度和法律的支撑。今天我们讲“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要在文化层面探讨如何有机结合。另外，廉政文化建设的时代意义还体现在它的国际化，全球化背景下要善于利用反腐败的“文化名片”，深入开展国际交流，推动国际反腐败合作，树立起中国共产党廉洁奉公的国际形象，把它作为提升“中国道路”影响力的重要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