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上午10时，“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黑龙江省公安厅刑事技术处原正处级侦查员崔道植获得“七一勋章”，是公安系统唯一一名获得者。记者采访了崔老，了解他的获奖感受和数十年如一日为公安事业奋斗的故事。
记者：在建党100周年之际获得“七一勋章”，您有什么感受？
崔道植：获得这枚宝贵勋章的同时，也见证了建党百年的历史时刻，我的心情特别激动，感慨今天我们国家的和平稳定、人民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感恩我们党经历了一个世纪的磨难与挑战，风雨兼程，换来的盛世太平，向伟大的时代、伟大的党致敬！
接受习总书记亲自给我颁发的“七一勋章”，对我来说，这是一生中最高的荣誉，我感到无上荣光。我们党靠艰苦奋斗起家，我们这一代人是吃苦牺牲长大的，从我参加志愿军后入党的那个时候起，我就告诉自己永远听党的话、跟党走，这也成为我一生的精神支柱和工作动力。
我是一个出生在旧社会贫苦农民家的孩子，童年经历过伪满洲国时期的黑暗统治。我4岁没了爸爸，6岁又没了妈妈，忍饥挨饿、生活没有尊严，地主家锅底一块焦糊锅巴也要和姐姐推来推去谁也舍不得吃。直到新中国成立，人民得到解放，我们小学、中学念书的费用，都是政府助学金资助的，在我心中，党是我的母亲，祖国是我的母亲，是党解放了我、养育了我、教育了我、培养了我。我的生命、我的一切都是党给我的。我对党，始终都深怀感恩之心。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看到如今国家这么强大，我时常感慨今日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做到“饮水思源”，始终保持初心，立足平凡、脚踏实地做好本职工作，一心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不负使命与信仰。
这枚“七一勋章”，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荣誉，更属于全体党员民警，属于光荣的人民公安事业。从事刑侦工作60余年，我始终怀揣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以及对工作的赤诚热爱，我一定更好地发挥余热，为公安事业增光添彩，不遗余力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全部力量。
记者：是什么让您开始从事痕迹检验工作的呢？您从警至今，先后帮助破获了“白宝山案”“张书海案”等一系列大案要案，累计鉴定痕迹物证超过7000件，并且无一差错，这是怎么做到的？
崔道植：我从15岁开始，就一次又一次申请参军，终于在17岁如愿加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1955年，我所在部队集体转业，那是我与公安刑事技术工作结缘的开端。后来，组织又安排我去公安部第一人民警察干部学校，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学习。一进学校，我就对痕检专业特别感兴趣。我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晚上还跑到食堂、厨房四处“借”光看书，当时我就想，组织为我花费了这么多的精力与经费，我一定要把学习学好，回到工作中报答党和国家。我如饥似渴地学习刑事科学技术以及与之相关的医学、数学和逻辑等方面的知识，这些都为之后的痕检工作打下了坚实的业务基础。1975年，公安部在郑州召开的全国刑事技术工作会议上，我与其他4省的同行承担了《人手各部位长宽度与身高、年龄、体态的关系》的科研课题。经过4年不懈努力，我们共搜集了1.25万人的12.5万份指纹卡，我运用数理统计学对国人手掌各部位长宽度进行了系统的统计分析，首次测得了国人手掌各部位的正常值和它与人体身长、年龄、体态的关系，为利用现场手印分析犯罪分子某些生理特点提供了新的依据。
我认为，踏踏实实做事、兢兢业业工作，就是对党和人民的最大忠诚。痕迹检验包括手印、足迹、工具痕迹、枪弹痕迹等……痕迹常常很微小，检验一个弹头在显微镜下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拼的就是耐心和责任心。“白宝山案”也好，“张书海案”也好，这些案子的关键其实在于平时的积累，我把国家生产的所有猎枪弹壳的痕迹都照了下来，大概照了几千张照片，我这60多年来办理枪弹案子，随时办案，随时收集。再比如说，一把枪的膛线会被磨损，弹壳弹头上留下的痕迹也会有所不同，为了搞清楚两者之间的关系，我就做试验，一把枪打到3000发，按照部队的标准来说，这个枪就基本上达不到正常的弹道痕那个要求了。我一个一个照相，看能不能对上，一直对到第3000发，当时没有什么自动识别系统，这是最笨的方法，但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就得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地下“笨功夫”。
记者：您带头攻克了很多项科研难题，主持研究的痕迹图像处理系统、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等，更是填补了国内多项技术空白，在全国多地推广使用，破获了一批涉枪案件，那么您发明“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的契机是什么呢？
崔道植：1995年，那时全国涉枪案件形势仍处于上升趋势，公安部在“十五攻关”规划中列入了《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的课题。当时，我已经62岁，虽然从正式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但还总想着是不是能为国家弹道痕迹档案的现代化管理技术的研究做一些贡献。
尤其是1997年，我参观了公安部举办的国际刑侦器材展，展会上看到加拿大、美国的《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心里更是着急，干了一辈子枪弹痕迹检验工作，却没有研究出我们自己的系统，说实话，我内心有愧。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暗暗地下了决心，非要攻破这个“堡垒”不可。我先后访问了国内7所高校和3个精密仪器研究所，去了国内3大铝厂和铝箔片厂，设计了4张模型图，找了4家机械加工厂试制。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5年多的研究，终于发明出了一种用特制铝箔胶片提取痕迹的技术，并获得了发明专利证书。如果说这些年我取得了一点成绩，那都是党培养教育的结果，并且给了我实现人生价值的平台。
记者：听说您发明的展平器获得了专利，您却把专利献给了国家，请问您当时的想法是什么？
崔道植：我当时发明的目的，就是为了用于枪弹痕迹案件的破案，如果只是为了自己使用，那就违背了当时我发明它的初衷。当时，我拿出工资去研究展平器是源于对党的感恩、报恩思想，在研究的过程中努力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也是源于对党的感恩、报恩思想。这个专利本身对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实战中能发挥多大作用。我后来用自己的工资，制作了12台展平器，捐献给西北地区相关省份的刑事技术部门，支持一线实战。现在看到这个发明在全国广泛应用，取得了很好的实战效果，我觉得很欣慰。2006年我因为获得全国公安科技突出贡献奖，获得40万元奖金，我捐献给黑龙江省公安厅用于刑事技术研究更是源于对党的感恩、报恩思想。总之，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我的一切也都要交给党。
记者：您现在已经87岁了，是什么支撑着您一直做这项工作？您还会继续做下去吗？
崔道植：我其实没有退休的概念，现在也在继续做着痕迹检验工作。总是有人问我累不累，我认为人的心中一定要有理想、有信仰，有了理想和信仰，工作、生活就不会累，工作就会充满干劲，就不会有什么白天黑夜。更何况，物证送到我这里时，基本是抱着最后一线希望了，如果我不能攻破难题，就要有人含泪蒙冤、有人逍遥法外，为了真相，我加班辛苦一点又算什么呢？我现在每天都在整理过往侦办的典型案例资料，人的生命不是无限的，给我留的时间不多了，我想给年轻人留一点东西，让他们做参考。
我入伍时指导员送给我两本书，对我的影响很大，一本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本是方志敏写的书。我清楚地记得方志敏写的“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按照党对我的要求，我基本上做到了问心无愧。就像几十年前，我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的：“我热爱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级给我的一切工作，我都是热爱的，因为这是人民给我的……”这一点，我从未忘记，也从来没有改变过，只要我的脑子还好使，国家的调派安排，我一定服从。只要我的眼能看、腿能动，我就要为党的刑侦事业工作到最后一刻。只要国家需要，一声召唤，我将立即起身！如果有来生，我还愿意做这项工作！
【人物档案】
崔道植，1934年6月生，朝鲜族，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黑龙江省公安厅刑事技术处原正处级侦查员、高级工程师。他是全国著名的痕迹检验专家，被誉为中国公安刑侦战线的“瑰宝”、中国“刑警之魂”。数十年的从警生涯中，他累计鉴定痕迹物证7000余件，无一差错。从黑龙江省公安厅退休以来，崔道植退而不休，始终工作在刑侦一线。
先后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6次；荣获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荣获国务院颁发的国家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证书，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被公安部聘为首批特邀刑侦专家；荣获全国公安科技突出贡献奖。2021年6月29日，获得“七一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