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问中国的音乐大省是哪里？可能会有多种答案，比如，内蒙古、西藏、新疆、陕西……对此，演出家、音乐学者徐横夫先生的新著《回荡》，写得清清楚楚——辽宁。
蒙古族经典歌曲《嘎达梅林》以及令人心神沉醉的《牧歌》，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辽宁省音乐家协会主席安波，根据内蒙古民间音乐整理、改编并推广开来的。抗战时期，他还将陕北的《骑白马调》重新整理填词，使其成为蜚声中外的《东方红》。后来在创作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时，安波担任音乐组组长。秧歌剧《兄妹开荒》以及“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同样是安波创作，他还将大连民间乐曲《江河水》整理推广到全国，乃至被二胡演奏家作为保留曲目带向世界。
《青藏高原》是一首连西藏摇经筒的老阿妈都会唱的歌，却是从未去过西藏的沈阳人张千一创作的，他认为“心有多大，想象力就有多大”。徐横夫说，在格尔木，有一次兵站演出队在台上唱《青藏高原》，台下1600余名战士，一起跟着大声唱。那是心的融合、心的共鸣，台上台下同声发出撼人心魄的高腔。
2005年，美国欧柏林音乐学院院长大卫·斯道率团来华，曾饶有兴趣地问徐横夫：“你们中国有一首可以用来挑战高音的歌，叫什么名字？”他边说边比画地哼唱起来……原来，他们此前在上海、四川等地演出时，都有中国歌唱家演唱《青藏高原》，高亢而荡气回肠的曲风令他着迷，一路走下来，几乎快跟着学会了，只是婉转的高腔还上不去，舌头也不怎么听使唤。
同样没有去过克拉玛依的吕远，创作了《克拉玛依之歌》，并因此歌成为克拉玛依荣誉市民。他1929年生于辽宁丹东，自小天赋突现，吹拉弹唱无师自通。1946年参加解放区文艺宣传队，背着六弦琴走到哪儿唱到哪儿，大多还是自编自唱。他是旋律大师，每一首歌都非常好听，且曲调迥异。如《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奔放、辽阔、高远，犹如置身于东北林海之中；《九里里山疙瘩十里里沟》，曲调婉约，情致起伏绵柔，充满西部黄土地的风味……他能完美艺术地赋予歌曲以最大能量。音乐的存在，其先决条件就是令人陶醉，内化于心，打动灵魂。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是辽宁开原锡伯族人关鹤岩创作的，曾任陕西乐团团长、歌舞剧院院长，被著名作曲家赵季平称为陕西音乐界的灵魂人物。白诚仁自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进修后，创作出了地道湖南味儿的《挑担茶叶上北京》，后来被尊为“湖南民歌之父”。
不只如此，人们常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音乐”。而辽宁，在众多历史时期，都创作出了举国传唱的经典之声。如反映战斗生活的，有《我是一个兵》《红色娘子军连歌》《红梅赞》《红星照我去战斗》等；和平建设时期，有《咱们工人有力量》《俺是快乐的饲养员》《打靶归来》《我为祖国献石油》《长江之歌》《我们走在大路上》《我爱祖国的蓝天》《让我们荡起双桨》等。
即便是后来，音乐同其他艺术一样，难有经典之作，可同辽宁结缘的歌曲还是有很好听的旋律，并能迅速流传开来。如《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我和我的祖国》等。丹东人郑秋枫，创作《我爱你，中国》，只用了一两个小时。当然，他酝酿的时间不会这么短。生于大连的徐沛东，除去为多部电影、电视剧、歌剧与舞剧配乐以外，还创作了逾千首歌曲，其中《亚洲雄风》成就了韦唯，《辣妹子》《爱我中华》成全了宋祖英……沈阳人郭颂创作并演唱的《乌苏里船歌》，充满浓郁的东北风情，198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亚太地区音乐教材。辽宁音乐全国开花，有许多歌还成为一个时期“最好的声音”，并经久传唱。
谷建芬，祖籍山东，生于日本大阪，却在大连长大。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音乐界有些人抨击《妹妹找哥泪花流》《乡恋》是流氓歌，谷建芬却陆续创作出《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绿叶对根的情意》《思念》等，痛痛快快唱出年轻人的想法。当年，拍摄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剧组邀请十几位作曲家为主题歌谱曲，最后选出前五名，谷建芬的曲稿排名第一。一位主管领导得知最后留下的作曲家是四男一女，竟当着剧组主创人员来了一句：“可不能找个女人来为《三国》配曲呀。”他的意思可能是《三国演义》是男人写的男人的故事，女作曲家可能谱不出雄浑之音。他的话令在场的人很尴尬，导演偷眼瞄瞄旁边的谷建芬，谷建芬朗声接口道：“我就是你说的那个女人！”后来千挑万选，还是采用了谷建芬的曲稿，经杨洪基一唱“滚滚长江东逝水……”立即轰动，成为《三国演义》的点睛之笔，恰到好处地诠释了明代大才子杨慎词的意境。
谷建芬还有一桩惊人之举，1984年，在自身处境恶劣的情况下，变卖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东拼西凑不惜举债，开办了谷建芬声乐培训中心，为那些唱歌的好苗子免费开设声乐、乐理、视唱练耳与外语等课程。不但不收一分钱，包吃包住，每月还向每位学员发放45元的生活补贴。当时，这样一笔钱足够一个三口之家的每月生活所需。跟谷建芬学习过的歌手，后来许多成了红遍中国歌坛的明星，其中有刘欢、毛阿敏、韦唯、那英、孙楠等。
正如横夫先生所说：“历史上很多事情，动因朴素，结果却功德无量。”(蒋子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