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日前，市纪委监委、市人社局下发《关于评选上海市纪检监察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的通知》，在全市纪检监察系统开展评选表彰工作，激励新时代纪检监察干部队伍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和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自觉践行初心使命，为奋力创造新时代上海发展新奇迹提供坚强保障。
近期《光荣的纪检监察人》栏目将以评选表彰工作为契机，陆续刊发一组介绍本市纪检监察战线老领导、老同志矢志奋斗、栉风沐雨光荣事迹的文章。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薪火不息。我们要把对革命前辈的崇敬之情转化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坚定信念，答好新的时代考卷，不断推动上海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今天转发2006年2月16日《上海电力报》追记王尧山同志的一篇文章（略有删改）。
行远不忘来时路，谨向所有为上海纪检监察事业耕耘奉献的前辈致以最衷心的感谢、最崇高的敬意！
追记王尧山同志
王尧山同志
2005年11月10日，王尧山这位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原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纪委原书记走完了95岁的人生历程，但他那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和传奇人生，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走上革命道路
王尧山（原名宋书模）1910年出生在江苏溧阳县的一个没落封建地主家庭。由于家境败落无法升入中学，他于1927年夏来到上海当了学徒。当时的中国革命正处在“四一二”后黑暗艰难时期，蒋介石叛变革命、血腥屠杀革命志士，日寇侵华日急、民族危机日深。在痛苦彷徨中的王尧山得到哥哥林枫（此时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指引，并通过阅读鲁迅作品和进步书刊，逐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后来，王尧山在教育学家黄炎培的举荐下，进入浦东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当上了一名职员。浦东电气公司是黄炎培、童世亨等爱国人士集资20万银元于1920年创办的。1931年，王尧山参加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后，便以电气公司职员身份作掩护，白天在浦东公司上班，晚上和休息日便在浦西市区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王尧山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此时，他一边在浦电公司附近的酒店、茶楼、浴室接触劳苦大众，以聊天、谈心等形式启发他们的觉悟;一边千方百计寻找党。终于，通过与进步青年举办文学创作座谈会，王尧山重新接上了党组织的关系，并在“左联”的党组织中担任了组织部长职务。
1933年“五一”劳动节的早晨，“左联”组织了一次飞行集会（示威游行）。上午8时，王尧山他们在泥城桥附近的茶楼上以散发传单为号，列队向大马路前进。但巡捕房的警察马队、巡捕将大马路封锁，不准队伍通过。僵持了一段时间后，队伍便被警察、巡捕冲散了。随后，王尧山他们又赶到南市公共体育场示威。但国民党特务早已得知这一情况，等群众在体育场门前集中时，他们已将马路两头封锁，把所有在场的群众抓入囚车送到公安局关押。王尧山不幸被捕，但因缺乏其参与示威的证据，关了三天即由浦东电气公司保释。
不多久，国民党蓝衣社特务便跟踪到了浦东电气公司，狡猾地向公司总经理童世亨先生提出派员进驻，童先生义正辞严地表示了拒绝。此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王尧山离开了浦东电气公司，全身心地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
鲁迅先生来到他家
1934年底，上海地下党组织接连遭受大破坏。田汉被捕、聂耳流亡海外，革命环境日趋恶劣。但是，仍有一批革命志士拿起手中的笔作为斗争的武器。此时的王尧山用“路丁”“卢天”“奴天”等笔名写了不少文章，并得到鲁迅先生亲自指点修改，在《中流》《文学》《海燕》等书刊上介绍发表。
1936年初春，为全面推进上海抗日救亡运动，党组织指示邓洁（时任文委“临委”书记）、王尧山同鲁迅先生会谈一次，希望党的文化工作能得到他的理解与支持。鲁迅先生是非常有名的大作家，当时情况十分复杂，他能同意会谈吗？当王尧山通过胡风将这个意图转告鲁迅先生时，先生当即就同意了。王尧山和邓洁得知鲁迅先生同意会谈，都兴奋地鼓掌大笑。随后，他们便详细研究了会谈的地点和内容。
会谈在什么地方进行方可保证安全？旅馆酒楼，人太杂，不行；内山书店，太暴露且已被监视，不妥；最后决定，还是安排在王尧山家为好。因为王尧山基本上都是做党内和“左联”的工作，文化界的公开场合很少露面，而且经常搬家，又没有被特务盯梢过，他的住所可视为安全的会谈场所。王尧山的家是一间顶层房屋的阁楼，房间呈三角形、两角低矮，直通晒台，在晒台上可看清弄堂内的情况，便于设置“警报”。那天，王尧山与爱人赵先将小阁楼打扫得干干净净，又买了烟、茶、瓜子和麻花迎候鲁迅先生的光临。下午两点左右，在晒台上翘首等待的王尧山终于看到胡风陪同鲁迅先生走进弄堂，他赶紧到后门迎接。先生在王尧山的引领下，通过窄窄的扶梯走进矮小的阁楼。王尧山请鲁迅先生在屋内惟一的一张靠椅上坐下，胡风和邓洁各坐在一个方凳上，王尧山夫妇坐在铁皮床上，王尧山的哥哥林枫则站立在一边。
经过短暂的相互问候，鲁迅先生便一面喝茶抽烟，一面凝神听邓洁的介绍。先生简短的插话和不时的点头微笑，表现出他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决拥护，对党中央、红军动态的深切关注。王尧山特别清晰地记得鲁迅先生临别时那句发人深省的话：“我们在冲锋陷阵，但要警惕，提防从背后射来的暗箭！”
显影出《可爱的中国》
1936年l0月，鲁迅先生病逝上海。得此噩耗时，王尧山正在西安执行党的任务，无法返沪为先生送行，这成了王尧山一生最大的遗憾。
开完追悼会后，许广平在整理鲁迅先生遗稿时，取出了先生存放在银行保险箱内的一封密件，并请周建人设法交给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周建人立即把密件送到当时的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沙文汉手中。沙文汉将密件交给王尧山，并告诉他：“许广平说，这是一位狱中的共产党员辗转送到鲁迅先生手中的。”
当夜，王尧山在小阁楼里，对着昏黄灯光下的密件发呆。这是一本空白的作文簿，翻开蓝色的封面，只看到印着一行行红格子的纸上竟然连一个字也没有。王尧山与赵先反复琢磨，它既然是狱中的党员冒着生命危险，托人带出来交给鲁迅先生的密件，就绝不可能是空白本子。忽然，王尧山眼睛亮了，想起因为环境严酷，党内密件有时是用米汤写在纸上，只有用碘酒擦拭，字才会显露出来。于是，他急切地对赵先说：“快，快拿碘酒来。”
赵先从抽屉里取出碘酒瓶，然后用棉花球蘸上些碘酒，试着在第一页第一行轻轻地擦了一下。不一会儿，他们果然看到了几个字——“给党中央的信”。王尧山夫妇兴奋地对望了一眼，接着赵先又低下头，小心翼翼地继续往下擦。王尧山在一旁默读，心中激动不已，完全沉浸在慷慨激昂的文字中。
接着，又一个标题出现了——《可爱的中国》。这篇解放后编入中学课本、许多人都会背诵的文章，逐字逐句地在赵先的碘酒棉球下显现出来。文章对旧体制和反动派的憎恨、对祖国母亲的热爱、对民族解放的信心，深深打动了王尧山夫妇。在看完《清贫》诗集之后，他们看到了署名：为革命牺牲的方志敏。
在80多年前那个寒冷的深夜，在小阁楼昏黄的灯光下，王尧山夫妇被方志敏烈士牺牲前那发自肺腑的遗言感动得热血沸腾、热泪盈眶。
1942年，王尧山夫妇离开上海前往解放区。解放后，王尧山先后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市委秘书长，后因潘汉年案蒙冤。在蒙冤受屈的年代，他始终坚定自己的信仰，对党和国家前途充满信心，1979年错案平反后即参与筹备建立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1984年4月中共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王尧山任常委、书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等职。期间，他为党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工作，为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保证党的路线方针贯彻执行，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而辛勤不懈地工作。1985年他退居二线后，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为了完整、准确地记录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初期到解放前夕在上海的历史，他不顾高龄，发挥“余热”，为筹备和编著《中国共产党上海史(1920-1949)》倾注了无数心血，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奋斗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