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王朝的腐朽统治下，长期受到压迫的农民、工人与小商贩“劳身苦行，终日勤动”，面对困难“强毅不屈”，其高者“往往有游侠之风”。一旦把这些人组织动员起来，在他们身上将体现出“知耻”“重厚”“耿介”“必信”这四种既符合中国社会伦理中对良好品性的定义、又能够使革命队伍更为团结和睦的古典政治品质，成为中国政治的重要担当者
今年是辛亥革命爆发110周年。它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早在1906年，作为清末革命党的重要理论宣传家，章太炎便在革命党机关报《民报》创刊一周年的纪念会上呼吁：
督抚革命，万无可望……且看从古革命历史，凡从草茅崛起的，所用都是朴实勤廉的人士，就把前代弊政一扫而尽……像现在官场情景是微虫霉菌，到处流毒，不是平民革命，怎么辟得这些瘴气。
在同一场活动中，孙中山也明确强调：“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这不止是我们革命之目的，并且是我们革命的时候所万不可少的。”
在发表于同一年的《革命道德说》中，章太炎基于类似阶级分析的方式进一步提出，在封建王朝的腐朽统治下，传统官僚集团基本上不具备优良的道德品质，真正能担当救国重任的是那些长期受到压迫的农民、工人与小商贩。他们“劳身苦行，终日勤动”，面对困难“强毅不屈”，其高者“往往有游侠之风”。
章氏相信，一旦把这些人组织动员起来，在他们身上将体现出“知耻”“重厚”“耿介”“必信”这四种既符合中国社会伦理中对良好品性的定义、又能够使革命队伍更为团结和睦的古典政治品质，成为中国政治的重要担当者。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涤除污泥浊水、刷新政治风气。
与之相呼应，革命党理论家朱执信也呼吁：“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他直言，一些坐拥巨富者“对于政治革命什九持两端，视政府利则从政府，洎革命军捷则又从革命军耳。其所欲者，惟在保其现在已集积之富，而不在希望将来之巨获”。
在朱执信看来，一场政治革命如果没有社会革命的因素，那么新政权里的掌权者很可能还会是那些在旧政权里处于支配地位的群体。
但是，现实中的结果与章太炎、朱执信的设想大相径庭。由于几乎没有进行实质性的社会革命，那些在清末立宪运动中逐渐掌握地方实权的士绅与官员，在民初新政权建立后迅速成为新的政治支配者。这背后有着很深的历史因素与时代缘故。
太平天国运动以后，由于广泛参加清政府镇压太平军与捻军的运动，地方士绅的势力开始逐渐膨胀，绅权扩张成为晚清政治与社会变迁中的一个明显现象。
经历义和团运动，清廷实行所谓“新政”，在地方建立了像“咨议局”这样一些具有现代外表的机构。这为士绅阶层以及脱胎于士绅阶层的新式资本家进一步掌控地方权力提供了便利。
在南北议和之后，由士绅群体衍生而出的原立宪派人士，迅速成为政权建立过程中的重要人物。由于他们具有丰富的官场经验，被认为比青年革命者政治上更为“成熟”“稳健”，加之他们又相对熟悉新旧两套政治话语，因此更容易赢取各方势力的认可。
在此情形下，真正的革命者逐渐被排挤出政权核心圈子。此时，革命党的个别领导者却过分天真地相信：议会政治能够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因此，想尽办法扩大势力，甚至以简化入党标准与审核机制为代价，最终造成革命党内部出现了变质。
参加辛亥革命与民初新政权建立的吴玉章回忆，随着南北议和的结束，袁世凯在北京担任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的总统府秘书处需要取消。开始很红的秘书处，现在变成了冷门。从前有很多人到秘书处钻营，现在却谁也不愿来这里工作，甚至秘书处里也有人另作打算，有的干脆到袁世凯那里去找官做。
有个叫程明超的，本来是个旧官僚，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在秘书处弄到一个高位，此时即抱着五日京兆的心理，根本不来办事了。还有一个叫秦毓鎏的，偷着为自己填写了一张委任状，准备回到家乡无锡去做知县，一时传为笑谈。
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在南京临时政府中，不仅原来的官僚政客毫无生气，而且有一些年轻人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始退化，逐渐丧失革命意志，一味追求个人的官职和利禄。
吴玉章还回忆，当时革命党的领导者以为只要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就可以组织责任内阁，民国即可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从而得到“长治久安”，袁世凯的大总统也就只剩下一个元首的空名了。
为此，革命党的领导者不顾众人反对，把同盟会纲领中的革命内容尽行删除，“力谋国际平等”改为“维持国际和平”，“平均地权”被虚化，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精神遭到抛弃，甚至连“男女平权”的主张也予以取消。
只追求形式上的政党政治，却忽视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更为关键的问题，加之对政治纲领随意更改、对政治成员随意招揽，最终让政党宗旨越来越模糊，政治领导权一步步旁落。
另一位亲历者胡汉民进一步指出，革命后之所以没能建立起良好的政治秩序，主要原因还在于革命党人自身缺少严格的组织性与纪律性。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建立稳固的国家政权，展开现代化建设，扩大政治参与，形成有效的组织与动员机制，最终在民族国家的丛林法则中生存下来，乃是政治参与者必须正视的基本问题。
就当时的斗争情形而言，没有一个具有严格组织纪律的革命政党，没有对于革命形势冷静而全面的分析，没有牢固的群众基础，难以解决广泛存在的经济社会问题。借着“浪漫主义式的作风”来打倒一切，或是寄希望于跟旧统治阶级展开“合作”，不可能彻底推翻旧的政治势力、涤荡不良的政治风气。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通过人民战争的形式，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让广大无产阶级翻身解放，实现名副其实的人民当家作主，才能真正让“民主共和”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民族的伟大复兴。（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王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