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通”的笔下，上海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既是中国最“洋化”的城市，又是民族意识觉醒和革命动员最早的地方；既拥抱西方文明，又坚守中国精神；是中西文化的融合地，更是中西文化的革新者。上海城市文化滋养下的中国学，兼具“从世界看中国”和“从中国看世界”两大维度，有望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又不陷入“中国中心主义”，进而孕育出一种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向的中国学
上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就预言上海会“再次崛起”，并称上海是理解现代中国的一把“钥匙”。
这把“钥匙”对世界各地的中国研究者有着独特的吸引力。他们来到上海，在这里认识中国、研究中国，又从这里走向世界，成为世界中国学的有生力量乃至享誉全球的“中国通”。
上海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是中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前沿。近代以来，上海一直都是全球中国研究的枢纽。1858年亚洲文会北华支会成立，被视为中国研究迈向大发展阶段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个文会聚集了大批在沪和不在沪的中国研究者，包括丁韪良、卫三畏、威妥玛、沙畹、伯希和、儒莲、李希霍芬等，办会刊、开讲座、建图书馆和博物馆，把中国研究做得风生水起。
在这一良好氛围下，上海涌现出一批“土生土长”的“中国通”。英国人傅兰雅早年是江南制造局的一名译员，一边传播西学，一边研习中国文化。1886年，他在上海工作28年后，被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礼聘为首位汉学教授。
德国外交官福兰阁在上海生活了7年，其间经常参加亚洲文会活动。1909年，福兰阁赴汉堡大学，成为全德首位汉学教授，随后开创了德国汉学的“汉堡学派”。
那一时期，很多欧美人士不远万里来华，不管最终走向何方，上海都是他们的“第一落脚点”。上海，直接塑造了他们对现实中国的切身感知。
1931年末，24岁的费正清为撰写研究中国海关的博士论文，踏上了前往上海的商船，并在中日交战的炮火声中穿过吴淞口。这一经历，造就了他对中国革命最早的同情。
抗战胜利后，费正清在沪担任过几个月的美国驻华新闻处主任。他明确提出，新闻处的目标是帮助中国“现代化”，而非“美国化”。此后，这一思想贯穿了费正清中国研究的始终。
上周刚获中国学贡献奖的英国学者鲁惟一，也是在25岁时作为外交人员，踏上了飞往上海的飞机。这一年是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从积极防御转向战略进攻。鲁惟一在沪停留期间，英国总领事就向他普及了中国的现状和时局。多年后，鲁惟一转向传统汉学，却始终关心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
还有一批顶级中国问题专家是在上海出生的。上世纪60年代末美国对华政策“从隔绝转向接触”，背后的关键推手就是“中国通”鲍大可。他出生于1921年的上海，一直生活到15岁才离开。
现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出生于1948年的上海。她的父母曾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在华生活近20年，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与上海的深厚纽带，有助于研究者摆脱偏见，更加准确地理解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依然是不少外国留学生的来华重要目的地。曾担任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的季塔连科，1959年至1961年在复旦大学求学，并完成了关于墨子的研究生论文。回国后，他一直致力于推动中俄友好。2015年，他获得第三届中国学贡献奖，获奖感言以“阿拉是上海人”结尾。
1957年，法国学者白吉尔首次访问上海，就对这座城市产生了“迷恋之情”。此后，她数十年如一日地研究上海经济发展史，并以上海为中心，进一步探讨东西方文明交汇下的现代化道路。
白吉尔认为，上海开创了一种中国式现代性，是现代化的样板。她的相关研究有力推动了法国学界的重心从古典中国转向现实中国，她本人也成为法国当代中国研究的开创者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外文化交流迈上新的台阶。山东邹平因率先向美国学者开放农村调研，而成为大批中国研究者的“第二故乡”。同一时期，世界各地的中国研究者还有一个“第二故乡”，那就是上海。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批从事中国研究的青年学者来到上海开展调研。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教授韩起澜当时是斯坦福大学学生，其博士论文研究纱厂女工，在沪开展了一年多的研究；牛津大学教授瑞雪·墨菲当时是剑桥大学学生，因迟迟找不到调研地，研究中国农民工的博士论文几近夭折，最后由上海专家带到江西万载，才让调研工作得以顺利完成。
还有不少在中国研究上小有名气的学者，在上海开启了新的研究路径。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学者毛里和子在上海生活了两年。这段经历直接推动她反思长期笼罩中国研究的主流范式——“二元结构论”，转而倡导“三元结构论”，即在国家/社会、计划/市场、城市/农村等结构外，引入半国家半社会、半计划半市场、半城市半农村等，对之后的中国研究带来极大的启发。
上世纪80年代后期，裴宜理回到上海做访问学者。在上海社会科学院老院长张仲礼的建议和帮助下，她开始研究上海工人运动，相关著作一经出版就获得美国中国学最高奖，成为全球工人研究的典范之作。该书在国内多次再版，依然“洛阳纸贵”。
新时代，中国学日益成为一门国际显学。在传统的欧美重镇之外，大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学者开始研究中国，并涌现出一批重量级专家。这让中国学愈发呈现出“世界性”。
这一“世界性”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种理论范式，既有“从世界看中国”的一面，即不同国家的专家学者从他者视角研究中国议题，亦有“从中国看世界”的一面，即不同国家借鉴中国经验、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从中国学中探寻对世界发展的有益启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学也呈现出一种“未来学”的发展态势。
上海作为一个全球城市，其“世界性”已无须赘言。最新统计显示，在沪工作的外国人达21.5万，占在华工作外国人总数的23.7%，居全国首位。中国学联通中外的天然属性，在这座城市得到了进一步彰显。
在白吉尔等“中国通”的笔下，上海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既是中国最“洋化”的城市，又是民族意识觉醒和革命动员最早的地方；既继承了中国自身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又吸纳了各种西方文明的精华；既拥抱西方文明，又坚守中国精神；是中西文化的融合地，更是中西文化的革新者。
上海城市文化滋养下的中国学，兼具“从世界看中国”和“从中国看世界”两大维度，有望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又不陷入“中国中心主义”，进而孕育出一种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向的中国学。
有理由期待，会有更多的“中国通”从上海走向世界；有理由相信，上海将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学研究中心。
（作者：张焮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