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从小镇被安置到省城一个文化单位专业写作，在其中的戏剧研究所，知道了李渔。
李渔最早的名号让我印象深刻，原名仙侣，字谪凡，号天徒——仿佛是对他人生的预言。
在略带夸张的记叙中，李渔简直有些奇特：襁褓识字，四书五经过目不忘；总角作文，下笔千言；童子试一举为“五经童子”，名噪一时；然而立前后两赴乡试无果。一度做了州司马幕客，在沈约李清照先后题咏、此后无人敢轻易动笔的八咏楼撰联“沈郎去后难为句，婺女当头莫摘星”，为人叫绝。清兵入城，回到故里兰溪，筑伊园，当“识字农”。
“至乃鸡犬欢迎，山川相识。农辍锄以来欢，渔投竿而相揖……”《归故乡赋》仿佛从陶渊明的《归去来辞》脱出。倘真若此，文学史最多是多了一个隐士。
但，李渔不是“五柳先生”。他倡建凉亭，命名“且停亭”，题联“名乎利乎道路奔波休碌碌，来者往者溪山清静且停停”；他倡修水利，田内开凿堰坑，令田禾使有荫注，石坪坝为后人称“李渔坝”；他总理宗祠，订祠约，修宗谱，深受村人敬重。
变故缘于与邻村的词讼。李渔显然不具争斗的基因，举家迁徙杭州。
繁华都市，车水马龙，应该有相对开阔的立足之地；满腹经纶，不能“货与帝王家”，用来养家活口应该绰绰有余；举目无亲，幸有所长，正可供给对戏剧小说饶富兴趣的豪绅士夫、市井民众。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卖赋以糊其口”的专业作家由此诞生。
与所有寒门弟子一样，李渔曾认定以仕途经济光宗耀祖为人生正道。不料风云变幻，学而优则仕梦碎。尽管“人泪桃花都是血，纸钱心事共成灰”，但他并未躺平，而是另辟前人从未走过的蹊径。
命运注定了他的游移和偏离。李渔选择的是正统文人所不齿、时人亦皆视为“贱业”的“卖文字”的“末技”。在自甘低贱这一点上，与元杂剧奠基人关汉卿或有相似之处。
关汉卿以“铜豌豆”自侮表达对传统规范的叛逆，某种程度是一种抗争。而李渔没有这样的傲骨，没有这样的愤世嫉俗。他的选择纯粹是顺其自然。他并不在意“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的世俗层级划分，并不在意世人如何看他，他坦然承认比他为“汤王”誉过其实。如果泉下有知，对鄙薄他为“通俗作家”的后世高论他只会置之一笑。他没有写过如关汉卿的《窦娥冤》那样泣血断肠的悲剧，也没有写下如王实甫的《西厢记》中“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那样脍炙人口的名句。他把惩恶扬善、谴责道学的尖锐藏匿于温润圆滑，他善解人意，投人所好，唯求明白易懂，雅俗共赏，男女老少，上下尊卑，皆大欢喜。“北里南曲之中，无不知李十郎者。”
纵览古今，多少大家著书立说似渊之深，文坛地位仰之弥高，可望而不可即。但李渔给予世人的，是一种平易和亲切。
李渔一生不曾为官，他才情卓越，见解新潮，不依傍他人，不重复自己，努力发现“前人未见之事”，“摹写未尽之情，描画不全之态”，著述数量惊人，独树一帜，长期引领时尚文化的潮流。
他的小说是“新耳目之书”，一出即被争购一空；他的剧作一改剧本成为案头之作的弊病，“贵浅不贵深”；他的《闲情偶寄》创立了中国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戏剧理论，居然还包罗了营造、装饰、医药、养生、烹调、美容、梳妆，等等；他的造园精巧别致，“芥子纳须弥”，往来尽鸿儒；对于出版，从选题、刻印到发行，他无不精通，芥子园图书独步书林；他不是画家，但倡编了《芥子园画传》，让“世之画山水者皆有画山水之乐，不必居画师之名而已得虎头之实”；他以文会友，以戏会友，四方讨好，八面玲珑，周旋于达官显贵、三教九流，打抽丰，赚捐资，步步提防又游刃有余；他“生平锢疾注在烟霞竹石间”，“名山大川十经六七”，“过一地即览一地之人情，经一方则睹一方之胜概。且食所未食，尝所未尝”；他的戏曲家班，红遍大江南北，朝夕相处，恩情、友情、艺情、爱情水乳交融。
成名后的李渔又给自己取了许多名号：“笠鸿”“笠翁”“觉世稗官”“笠道人”“随庵主人”“湖上笠翁”。所有这些都标榜着一个意思——自诩小人物，仿佛刻意与他特别显豁、特别精彩、特别响亮的人生形成对照。后人给他冠以的头衔让人眼花缭乱：小说家、诗人、剧作家、戏剧理论家、出版家、书籍经营家、社会活动家、园林艺术家、发明家、美学家，美食家、时尚文化倡导者、文化产业先行者……而我以为他最有资格享有的头衔应该是生活家——独一无二的生活家。他艺术地生活，并且把生活的艺术很艺术地付诸文字，在艺术与生活中皆如鱼得水。他为生活而艺术——开始是为生存，后来是为享受。
正是因这一点，他远高于无数自命不凡的风流才子。
李渔的身上聚集了中国传统文人几乎所有的聪明、才情、梦想、个性、优异、癖好和缺陷。然而，与古板拘谨的同行相比，他行事风格高调，生活方式阔绰。他对华屋绮园、醇酒佳肴、妙音美色敏感而迷恋。他七情六欲十足，一生在人间烟火中过得活色生香，悠游裕如，举重若轻。无数学问家当做生计的大作在他看来不过是“偶记”的“闲情”。他是男人的谈资，也让女人欣赏。他代表着一种充满新鲜气息的异类文化。
做过读书人，但不受庄严经典的束缚；幻想过做官，但枯槁的秩序容不下他的鲜活。李渔太超前了，超前了至少数百年。他摈弃了士子功名，逾越了常规正轨，活在传奇戏曲的起承转合里。他批阅《三国志》，改定《金瓶梅》，极盛时期的得意之作是游戏之作，像是一个出格的玩笑。他只写喜剧，“唯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他愉悦了社会，自己也活得像神仙。或者反过来说，他活得像神仙，同时愉悦了全社会。他因此颇为自得：“士子虽多有经天纬地之才，如无登天之卷，又何以为？”他本身就是一部传奇、一场喜剧、一处让人啧啧称羡的园林。他一世如仙侣，几曾是笠翁？
然而，李渔最终还是没能避免黯淡的谢幕。
他太成功了。他的影响有多么深广，受到的嫉恨就有多么深广。进入人生和事业的巅峰，也就陷入了人性的泥淖。诽谤和谣言如影随形，靠笔墨立身的李渔一直忍气吞声。他只出卖才华，不伤害他人。他从来只想活好自己，无意与任何人对立。他笔下的人性是一种美丽的风景，他不想弄脏。
李渔名利兼具，却不是市井俗人。终老之年，他不声不响地踏上回归之路。多年的好友在他的手上写了八个小字：“才高招嫉，物极必反。”
终于到了这个凌晨——古稀之年，人生冬日，大雪纷飞，一代风月主人的风流一生溘然偃息。
他最后的乐土是倾尽心力建成的层园。园林缘山而筑，“湖上笠翁”坐卧之间皆可饱览湖山，“繁冗驱人，旧业尽抛尘市里；湖山招我，全家移入画图中”。
层园失去了最初的主人，并且最终会在腐朽中失去最初的生命。而赋予它生命的人，不会随之消失。他一生创造的那些数量可观的无形建筑会比所有他曾拥有的有形建筑活得长久得多。（陈世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