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淳熙十四年（1187），杨万里在南宋都城杭州任尚书省左司郎中，六月的一天，“晓出”西湖西南边的净慈寺，送友人林子方到福建去做转运判官，目睹西湖的十里荷花，触景生情，写出了题为《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的名诗：
毕竟西湖六月中，
风光不与四时同。
接天莲叶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
诗的开头二句即深情赞叹六月西湖的独特风光，以“毕竟”二字领起，给人以突如其来之感，准确地表现了诗人被突然映入眼帘的美景所打动的真切感受。后两句紧承前两句作具体描状，以表明六月中的西湖风光“毕竟”不与四时同。三句以“接天”与“无穷碧”配合抒写“莲叶”，则莲叶茂密，叶叶相连，直接天际的碧绿世界立即浮现于读者眼前。“接天”一语，不仅表现出“莲叶”一望无际，而且，“天”是碧色的，碧叶与碧天相接，更突出了碧绿“无穷”。四句以“映日”与“别样红”配合形容“荷花”，突出了“荷花”的艳“红”醉人。日光是“红”色的，六月清“晓”的日光又特别“红”，“红”色的荷花“映日”，就显得“别样”（不同一般）红。况且，先写莲叶而后写荷花，妙在以叶衬花，以“碧”衬“红”；两句诗互成对偶，又有互文见义的作用，莲叶“接天”，则荷花亦“接天”。以“接天莲叶”的“无穷碧”，烘托“映日荷花”的“别样红”，则“碧”者更“碧”，“红”者更“红”，将碧绿和艳红演绎到了极致。这，就是“西湖六月中”与其他季节“毕竟”不同的独特风光。同时，诗的后两句所写的荷花和莲叶，本来属于阴柔之美一类的景物，但作者把它们的背景写得极其壮美，有“天”和“日”的映衬，使境界显得高远阔大。语言也很有气势，如“接天”和“无穷”。这样，就把阴柔之景写得充满阳刚之美，别具打动人心的艺术魅力。
自从此诗问世，西湖诗史上便永远多了一个美的符号，“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成为经典秀句，历来脍炙人口，世代传诵不衰。当代名诗论家李元洛先生把此诗和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相提并论，给以高度评价，称颂它们是“咏唱西湖美景的七绝双璧”，并指出：“如果今日要拍卖，任何文物专家古董专家都无法估量出它们的价值。”（《彩笔昔曾干气象——绝句之旅》）
杨万里这首诗，尽管被历代读者推赏不已，但在文本解读上，却有一个令人难以索解之谜团——“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如果“四时”即春、夏、秋、冬四季，那么“六月”也属于“四季”之中，又怎么能与“四季”不同？
我们且来看看若干较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宋诗选本、注本以及相关著作，是如何考释这个疑难问题的。
检读发现，无非三种结果：一是置之不理、避而不谈。例如：韩秀琪、刘艳丽《历代花鸟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潘国琪等《历代四季风景诗300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候剑、陈光荣《杨万里范成大诗选》（巴蜀书社2001年版），陈晋《唐诗宋韵》（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张长青《中国古典诗词名篇文化鉴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李元洛《彩笔昔曾干气象——绝句之旅》（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徐中玉《唐宋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等等。这些著作，或者介绍诗的内容特点，或者赏析它的艺术特色，至于“六月”是否包含在“四时”之中等问题，完全略而不提。
二是把“四时”等同于春、秋、冬三个季节。例如：张学淳《千古绝句——赏析宋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写道：“在这开章两句中，除了交代地点是‘西湖’，时间是‘六月'之外，只是强调它美好的风光与春、秋、冬这些季节的差异，这只能算是一种概括性评说，这就很自然地逼出读者对后两句的阅读期待，它究竟‘不同’在哪里呢？”王小燕《诗词品读——从诗词审美中感悟生命》（中山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指出：“连天‘无穷碧’的荷叶和映日‘别样红’的荷花，不仅是春、秋、冬三季所见不到，就是夏季也只在六月中荷花最旺盛的时期才能看到。”
三是把“四时”明白无误地解释为春、夏、秋、冬四季，但笔锋一转，又说“四时”只是泛指“其他季节”“其他时节”或“平素”。《宋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陈志明所撰赏析文字）可作这种观点的代表：“‘四时’，春夏秋冬四季。诗人原意是想说，满湖莲叶荷花的景色为六月所独具。但六月属夏，‘六月中’的风光只能与春秋冬三季有异，岂能与四时不同？不过这正如‘四季如春’的成语一样，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不可拘泥于字面，在这里只是泛指其他季节”。此外，霍松林《宋诗鉴赏举隅》（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罗时进《山水诗选》（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姚奠中《唐宋绝句名篇评析》（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李定广《中国诗词名篇名句赏析》（华文出版社2020年版）等等，也持类似的观点。
对于选家、注家的以上种种解说，无论是把“四时”等同于“春、秋、冬”三个季节，还是把“四时”说成“泛指其他季节”，都谈不上顺理成章。相反，笔者以为总显得有点牵强，始终不能令人口服心折。原因何在？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索。
查阅古籍文献得知，战国时代学者邹衍依据五行学说将“季夏”（农历六月）独立出来，与春夏秋冬四时并列。四时因增加了季夏而成为实际意义上的五时。古代中医典籍把“季夏”改作“长夏”（“长”读zhǎng）。长夏一词，在古代诗文中很常见。比如，杜甫诗中就有“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江村》）、“江雨飒长夏，府中有余清”（《扬旗》）等例句。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卷第3229页）在《扬旗》诗后有条注释：“长夏，农历六月称长夏。《素问·六节藏象论》：‘春胜长夏，长夏胜冬’。王冰注：‘所谓长夏者，六月也。’”
“长夏”作“农历六月”解释，最早见于《黄帝内经·素问》。《素问·金匮真言论》：“所谓得四时之胜者，春胜长夏，长夏胜冬，冬胜夏，夏胜秋，秋胜春”。王冰注：“春，木；夏，火；长夏，土；秋，金；冬，水，皆所克杀而胜也。”（《中国医学大成续集·黄帝内经》卷一）《金匮真言论》论述了“五脏应四时”的理论，根据五行学说，建立了以五行为内核、五时五方为间架、五脏为中心的医学宇宙观。中医认为，春主肝，配东方，属木，相当于农历一、二、三月份；夏主心，配南方，属火，相当于农历四、五月份；秋主肺，配西方，属金，相当于农历七、八、九月份；冬主肾，配北方，属水，相当于农历十、十一、十二月份；而长夏主脾，配中央，属土，相当于农历六月份。从五行相克来看，木克土，故曰“春胜长夏”；土克水，故曰“长夏胜冬”；水克火，故曰“冬胜夏”；火克金，故曰“夏胜秋”；金克木，故曰“秋胜春”。“长夏”一词发端于五行学说，则“长夏”之说必然与五行相对应，故当从五行之说进行考究。《素问·藏气法时论》云：“脾主长夏，足太阴阳明主治。”王冰注：“长夏，谓六月也。夏为土母，土长于中，以长而治，故云长夏。”由此，则“长夏”之名已然明晰：四五月属火，六月属土，火生土，二者是相生相长的关系；再者，夏天原本是火旺的季节，土生长于火中，得到旺火的滋养，故曰“长夏”。那么，为何从夏季中分出一季为“长夏”，而不取春、秋、冬三季呢？还是需要从五行之说来考察。春天属木，木生火，夏天属火；火生土，六月长夏属土；土生金，秋天属金，金生水，冬天属水；水生木，春天属木，又一轮回，夏季的最末属土，也就是农历六月，连接属火之夏与属金之秋。又据《春秋繁露·五行之义》记载：“土居中央，为之天润。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名以一时之事，故五行而四时者，土兼之也。金木水火虽各职，不因土，方不立，若酸咸辛苦不因甘肥不能成味也。甘者，五味之本也；土者，五行之主也。五行之主土气也，犹五味之有甘肥也，不得不成。”五行配五方，土位居中央，起着沟通连接的作用，金木水火皆因土的枢纽作用而得以各司其职。从时间来看，一年的中央为六月，得以配土，正是夏季的最末。从农业来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六月份正是植物疯长的时节，作物生长所依靠的条件正是土地，“长夏”之说对应农作物生长规律，这是我们华夏先人的智慧总结。
经过一番爬梳剔抉，我们终于弄清了这样一个事实：我国古代，一年之内不仅有春、夏、秋、冬四时，而且还有一个长夏六月与之并列。四时因增加了长夏，而成为实际意义上的五时。这样，回到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一诗，由于理清了“六月”并不包括在“四时”之内这一头绪，“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的意思，理解起来就了无窒碍，豁然贯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