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浙江诸暨枫桥干部群众在实践中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坚持矛盾不上交为主要内容的“枫桥经验”。
新时代要念好“变与不变”治理经，提升“枫桥经验”新内涵，就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提高政治站位，紧密结合新时代的新实践新要求，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
为了切实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昆明市五华区司法局大观司法所不断创新举措，从创建医疗纠纷调解室，到如今实施的“政法委员+两长一顾问”调解机制，让矛盾纠纷化解有机制可遵循，这在我省均属首创。
人民调解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化解矛盾、消除纷争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被国际社会誉为化解社会矛盾的“东方经验”，素有“东方之花”的美誉。
大观司法所如何构建调解新格局，实现矛盾不上交?如何打造“枫桥式司法所”新样本?如何让人民调解这枝“东方之花”在辖区“花开满园”?为此，记者进行了深入采访，以系列报道形式将大观司法所的创新举措、典型经验、特色亮点一一呈现给读者。
大观司法所调解员主持调解工作现场
指导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15个、调解工作室6个，实现辖区全覆盖;平均每年调处各类矛盾纠纷300余起，化解率达98%以上……
昆明市五华区司法局大观司法所辖区面积2.7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8万余人，流动人口3万余人，是昆明市医疗、教育、商贸、旅游较为发达的核心区域之一。辖区各类矛盾纠纷，尤其是医疗纠纷较为突出。
多年来，大观司法所致力打造“枫桥式司法所”新样本，建立了全省首家医疗纠纷调解工作室，创新实施了“政法委员+两长一顾问”重大疑难矛盾纠纷调解机制，实现矛盾在一线化解，坚决让矛盾“不上交”。
啃“硬骨头”有了“好牙口”
医患纠纷调解，是全国公认的一块很难啃下的“硬骨头”。大观司法所辖区分布着6家大型医院、17家中小型医疗机构。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云大医院)是我省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医疗机构之一，每年到医院治疗的人群覆盖云南全省和贵州、广西、四川3省(区)毗邻周边地区。
云大医院医务部投诉管理办公室主任白伟说，医学是一门不断探索和发展完善的科学，再加上医生医疗水平以及病人个体差异等因素，导致医患纠纷不断。
10多年前，云大医院发生医患纠纷都是由医院内部组织调解，由于调解难度大、时间长等因素，常常会出现患者家属情绪失控围堵医生，在医院门口拉横幅、打标语等行为，严重影响了医院正常工作秩序。
2010年12月，大观司法所与云大医院共同成立医疗纠纷调解工作室。
“医患双方目的是一致的，都希望病人得到及时治疗。以前调解效率较低，多是因为患者家属对调解组织方缺乏信任。自从引入第三方大观司法所介入调解后，患者对调解工作的信任度大幅提高，工作效率得到极大提升。”白伟说。
在医院从事调解工作12年来，令白伟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是许某医患纠纷调解案。
2015年2月，许某到云大医院就诊，医生根据许某主诉、病史及精神状况检查后，诊断许某患强迫症，并进行处方治疗。
接受10余天治疗后，许某发现脖子会不由自主向右偏。经过协商，医院为其提供了一年多的康复治疗。这期间，许某多次上访，以医院存在医疗过错为由，长期占用病床，并拒绝承担医疗费用。
一年后，许某病情没有得到完全缓解，许某及其家属认为是服用了医院所开药物所致，要求医院赔偿。因多次协商未果，2016年5月，医患双方共同向五华区大观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提出纠纷调解申请。
历经近两年，一共组织了14次调解，最终于2018年4月在大观司法所干警、人民调解员魏云不懈努力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许某医患纠纷调解案只是医疗纠纷调解工作的一个缩影，据初步统计，从2010年12月至去年底，大观司法所调解医患纠纷3000余件，成功率98%，其中每年化解云大医院医患纠纷就近100起。
政法委员牵头化解“疑难杂症”
近日，昆明的天气乍暖还寒，在大观司法所内却令人如沐春风，一场交通事故引发的赔偿调解在律师的介入帮助下，当事双方达成一致，冰雪消融，握手言和。
对大观司法所工作人员来说，通过这样的方式化解矛盾纠纷已是工作常态。
目前，大观司法所不但有像魏云这样经验丰富的专职调解员主持、专业的律师团队提供服务，还有政法委员牵头组织的司法所和派出所参与，使整个调解过程秩序井然，更加专业、高效，而形成这样的工作机制，需要从去年5月说起。
2021年5月，有多年政法工作履历的熊贵仁调任大观司法所所长。上任伊始，他提出了实施“政法委员+两长(司法所长、派出所长)一顾问(律师)”重大疑难矛盾纠纷调解机制的设想。
“《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明确了政法委员有统筹协调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基层稳定的工作职责。我就琢磨，如果能让政法委员牵头统筹协调，整合司法所、派出所和律师力量，在调解中形成合力，不但改变了以往单打独斗、碰到事件靠人情请民警或律师介入的局面，还可极大提高工作效率。”熊贵仁说。
说干就干，他把设想向昆明市五华区大观街道原人大工委主任、政法委员张保宏作了汇报。多年来，一直扎根基层的张保宏，有无数次组织化解矛盾纠纷的经历，熊贵仁的设想与他不谋而合。
很快，在上级有关领导大力支持下，当年5月，大观司法所“政法委员+两长一顾问”重大疑难矛盾纠纷调解机制正式实施。
根据机制，辖区8家律师事务所成为大观司法所顾问单位，每天轮流派出一名律师或实习律师到大观司法所上班，除助力调解工作外，还义务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此后，每接到重大疑难矛盾纠纷调解案子，大观司法所就会在正式调解前提请组织各方进行研判，对案件中涉及哪些法律问题，如何保障调解过程安全有序，以及采用怎样的方式进行作明确分工，并通过分析找出最佳调解路径。
参与多次调解的云南泊江律师事务所主任刘泊江说，派律师到大观司法所值班，参与调解，不但能够为当事人解决纠纷提供法律服务，加大调解成功率，也能提升律师应用法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合力圆满解决矛盾纠纷
政法委员牵头实施的调解机制，推动大观司法所人民调解工作迈上新台阶，从此，辖区一些“疑难杂症”得以迅速化解。其中，云南省供销社下属公司职工住宿区物业纠纷案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2008年，我省实施供销社改制。改制后，省供销社下属公司职工住宿区设立了门卫，由门卫向小区居民收取停车费、场地费等物管费用维持小区正常运转。近年来，小区几名退休老职工对收取的物管费提出质疑，要求门卫对每笔费用收入和支出进行公示说明。
由于时间长，加之收支没有用专业财会记账方式记录，门卫提供的单据和记录并未得到老职工认可，导致多年来双方纠纷不断，老职工不断到有关部门反映。
2021年1月，大观司法所接到调解指令后，立即派人深入小区了解情况，用了两个多月才把收支票据清理出来，经过核算，与老职工反映的数据出入不到1元钱。然而，此后几月内，大观司法所多次与老职工沟通，依然难以化解双方纠纷。
“小区门卫是夫妻俩，都是原省供销社下属公司职工，多年来，小区工作井然有序，物业管理得到了绝大多数居民认可。自从接到这起调解案后，几名老职工三天两头来到司法所诉说，甚至有个别老职工要作出极端举动，以致派出所出警10多次。我上任后也被老职工找了多次，当时压力很大，经常失眠。”熊贵仁回忆。
“我3次参与组织调解，现场亮明身份，并向老职工讲解党和国家的政策，从情与法的角度分析这起纠纷的始末，这样才逐渐得到了老职工的认同。我还打电话让供销社领导出面劝解，最终多方合力促成了事件解决。”张保宏说。
2021年7月，这场持续了数年的纠纷终于在“政法委员+两长一顾问”调解机制下得到圆满解决。老职工方表示，认可大观司法所核算的数据，从此止纷息访;门卫方表示，每月会公示收支明细。
筑牢基层维稳第一道防线
多年来，因业绩突出，大观司法所先后荣获“全省人民调解工作先进集体”“昆明市创一流司法所先进集体”“昆明市人民调解工作先进集体”等荣誉。
2012年至今，大观街道调委会已连续多年被五华区委、区政府授予“十佳”人民调委会，大观司法所干警魏云因在平安医院建设中的突出成效，被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央政法委等多个部门共同通报表扬，授予“全国平安医院工作表现突出个人”荣誉称号,还先后被评为“全省人民调解工作先进个人”、昆明市五华区“十佳”人民调解员。
据统计，2021年，大观司法所辖区15个调委会、6个调解室开展矛盾纠纷排查185件，共调处纠纷314件，纠纷调解成功率100%。
白伟说，把人民调解工作机制引入医患纠纷调处中，有效避免了医患双方矛盾纠纷进一步激化，让医务工作者更加安心投入工作，有力维护了医院正常医疗秩序，该模式得到了司法部肯定。
魏云说，去年5月，大观司法所开创“政法委员+两长一顾问”机制以来，工作人员积极将其运用到辖区纠纷矛盾调解中，成功调解一批重大纠纷矛盾案件，切实实现了“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矛盾不上交”。
近半年来，张保宏牵头组织了5起调解，每起都很快得到化解，在他看来，大观司法所实施的机制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化解矛盾纠纷模式，是对“枫桥经验”的继承和创新。“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切实做好基层工作，是‘枫桥经验’的灵魂，大观司法所真正实现了矛盾不上交。”张保宏说。
昆明市五华区司法局副局长马俊表示，“以和为贵”是中国人的传统，再好的办法都不如让当事人心甘情愿达成调解协议，这种调解是建立在双方自愿基础之上，通常无需进入强制执行阶段，有效保障了当事人权益，同时极大节省了司法资源。
“大观司法所‘政法委员+两长一顾问’矛盾纠纷调解机制的实施，高效、快捷地把纠纷化解在基层，不断提高了辖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马俊说。
昆明市五华区委政法委副书记高原表示，政法委员参与调解矛盾纠纷，在全省并不鲜见，但大观司法所实施的由政法委员牵头整合基层力量，形成的规范化运行机制，尚属首创。
“司法所是司法行政的一个窗口，政法委员牵头到一线调解矛盾纠纷，强化了党对基层政法工作的领导，筑牢了基层维稳第一道防线。这一机制是一线工作法、典型引路法在五华区的具体实践，是市域社会治理的又一成果，具有可复制性和推广价值。”高原认为。（记者 门丽娜 孟维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