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我所下沉的小区迎来了解封的好消息。根据最新政策，持绿码无发热的居民可以外出自行就医；有弹窗的居民符合三大要求，可以申请解除弹窗后外出自行就医。至此，代开药小组也完成了它的阶段性“使命”。然而就在几天前，我们还不断奔波于各家医院之间……
作为代开药小组中的一名志愿者，我的主要工作是拿上居民的就医凭证，替患者跑腿去其所指定的医院开药取药。这些药物通常是与社区对接的附近医院没有且患者急需的药物。受管控影响，居民自己出不去社区，只能由社区代“跑腿”买药。
跑腿更须“走心”
时间不等人，开药组负责人分派“单子”后，简单交待几句，就催促我赶紧出发。因为每个半天，至少要去1—2家医院，帮1—2位患者开药。尽管大部分患者已经提前挂好了号，但考虑到登记入院、取号、分诊报到、排队等待、缴费、取药以及在途奔波时间，着实紧紧巴巴。我拎着装有代开药需求单、社保卡、药物袋、消毒水的包，乘坐街道支援社区的车子匆匆出发。
本来以为没什么技术含量的活，但从司机师傅问的第一问题开始，我就开始意识到，开药过程中，我将不得不临机应变做出一个个判断，并且为之负责。
“今天上午去哪家医院？”
“A医院和B医院。”
“先去哪个？”
“先去A医院吧，近。”
“还是先去B医院吧，A医院人多要排很久。”
“听您的，出发去B。”我立即听从“老师傅”的建议。
路上，我在车里不停翻看患者的用药需求，试图尽快理清思路，优化路线和流程，初步确定到医院后行动的先后顺序。
到了B医院，扫码登记、入院、取号……
等等，号为啥取不出来？
倒腾一番，才发现患者居然没挂号，只写了所需的药物。
于是我又打电话给患者本人，询问应该挂哪个科室。
一个多小时过去，等到被叫号，进入诊室，又有新情况出现。
我说：“医生您好，我是松榆西里北社区的志愿者，因为患者无法出社区，我来替患者开药，他之前在咱们医院看过，需要开XXX药，一个月的量。”
医生答：“没有这个药。”
我心中一怔，第一反应是向患者再打电话确认。但又转念一想，患者年纪大了，会不会记的药名不是很准。
我又追问：“有类似药名的药吗？”
医生答：“有个药，比较像你说的药名。”
“能帮我看看患者之前的开药记录吗，他之前在这开过，应该可以比对一下。”我补充道。
医生调取了之前的开药记录，发现患者曾开过医生纠正过的药名，而且除此之外，他上个月还开了另一种药。我赶紧打电话向患者核实，并询问是否还需要开另一种药，患者连连说：“对对，都开，我记不清了，你一说我想起来了。”
开完药，我感谢医生。
医生回：“你们也辛苦了，真不容易。”
差点无法“交差”
第一次开药，尽管有小插曲，但总体比较顺利。我信心十足。按照自己摸索的方法，我又比较顺利完成了第二单、第三单，但之后就“不灵”了，因为进不去医院门诊大楼。
疫情防控政策随疫情变化而变化，不同医院对来自封控区、管控区（包括临时管控区）的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开药，有不同的对接流程。前期，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可以进入医院门诊大楼，像其他患者一样排队等待叫号就诊；后期，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只能在医院设置的“隔离区”等待，专门医护人员会依次与受疫情影响无法进入门诊大楼的就医人员对接就医需求。
这样的变化，要求我必须一次性向对接的医护人员准确、全面交待清楚全部的开药需求，并向医护人员提交整理清晰的就诊单据或凭证。无奈，我只好在到医院前反复熟悉记忆患者的用药需求，并把不同患者的材料分类整理清楚。一开始我小心翼翼，都没出差错，但是只要稍有疏忽，差错就会出现。尤其是如果一次代4位以上的患者在同一家医院开药，就感觉脑子有些不够用了。
某天中午，负责集中发药的其他社区志愿者打电话给我，问了我三个灵魂问题。
“XXX的药是你开的吧，其中有一个XXX药，人家要进口的，你咋给人开的国产药。”
“XXX的XXX药，人家要的是C品牌，你咋开的是D品牌？”
“XXX的社保卡你放哪了？”
听完这仨问题，我“吃了三惊”，瞬间感觉自己的脑袋嗡嗡成一团乱麻。
我自己能给自己找理由。有次同时给4人开药，药物特别多，医护人员催促我赶紧去自助机缴费，我就没核对单据信息。等两位医护人员抱着两大摞药交给我时，我就赶紧一股脑都装进巨大的药物袋里了，只简单数了数药物数量缺不缺，生怕再耽搁医护人员的时间。但这番话，和人家患者说不着呀。
没辙，只能硬着头皮和电话那头焦急等待的志愿者说，你等我先去社区居委会那看看情况，我自己跟开药的患者沟通吧。
到了社区居委会，我仔细翻查了其中的三袋药，发现人家说的这仨问题确实存在。我分别向开药那家医院的药房和服务总机打了两个电话，询问得知，该院已经没有XXX进口药，只有国产版；某特定品牌的药物也没有库存，只有另一品牌；所称的社保卡该院遗失招领处也没有。我赶紧又咨询了补办社保卡的流程，好在能网上申请补办，邮递到家。
定了定神，逐一回复。
针对前两位患者，我首先承认了自己工作疏忽，随后提出补救方案，患者可以拒领这两种药，药物费用由我来出。针对后一位患者，我同样承认了自己工作疏忽，提出的补救方案是添加该患者微信，手把手指导该患者网上申请补办社保卡，并承担补办社保卡的工本费和快递费。
最终，幸得居民体谅，大家不仅没有责备，还安慰我太忙了，并且对帮忙开药表示感谢。经此一役，我也深刻感受到，为群众办实事，真不是嘴上说说就能做好，哪怕是件小事，再细致用心也不为过。
与风险点位“擦肩而过”
某天上午，在医院外等待开药期间，同事发来一条链接，提醒我排查是否去医院开药过程中与阳性病例存在时空交集。
经细致回忆，我确认自己的开药行程与报道出来的阳性病例轨迹存在三个半小时的时差，而且也未到访同一区域或楼层。于是我赶紧与所在社区书记联系，书记反馈不属于“时空交集”。随后我也将此事立即向所在党支部书记赵岩汇报，赵岩书记提醒我务必做好个人防护。
没多久，我又接到了其他发药志愿者的电话，电话中向我转达了申请开药老人的担心与问候，说患者也看到了新闻，担心因为替他开药，导致咱们的志愿者成为密接或者次密接。我向电话那头说明了情况，并请其代为向老人转达谢意。
在开药组当志愿者的一周时间里，我去了十几家医院，帮几十位患者开回来近百种药物，很幸运健康宝依旧是绿码。但是我的部分“战友们”，在社区解封前夕，因途径风险点位，或出现弹窗、或接到流调电话、或被要求居家观察、或被要求集中隔离。暂时失去“自由”，开药群里有人自嘲“社区解封了，咋们差点全军覆没”，更有人立即回复“没事，完成任务了就行了”。
我相信一句“完成任务就行了”，充分代表了我们开药小组志愿者之间达成的完美默契。虽然之前没人提出这样的口号，但大家都默默照此执行。开药途中，每个人都遇到过不顺，但接到居民的用药需求，大家又都立马抛掉“不顺”带来的负面情绪，急居民之所急，想尽各种办法去购买患者急需的药物。对于我们来说，这段时间，没有什么比送透析患者就医、给即将断药患者送去“救命药”，更有成就感。听到患者的认可，看到送药组在群里发来的患者感谢留言、感谢字画以及一张张致谢照片，我们觉得很开心，一切都很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