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某系四川省广元市某职业中学教师，2014年12月因公发生交通事故，经鉴定为九级伤残。2015年5月办理了退休手续。刘某受伤后，事故责任方支付了住院期间的各项费用，另支付了残疾赔偿金、后续治疗费共计6.3万余元。2017年9月，刘某向所在区医疗保险管理局（以下简称区医保局）要求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区医保局以刘某系机关事业单位参保人员，第三方赔付金额已超过保险待遇金额为由，作出不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决定。
随后，刘某起诉至区法院，请求依法判决区医保局履行法定职责，支付保险待遇。2017年12月，区法院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判决区医保局支付工伤保险待遇一次性伤残补助金3.5万余元，一次性医疗补助金2.37万余元。区医保局不服一审行政判决，于2018年8月向市中级法院申请再审，但被驳回。2018年12月，区医保局向区检察院申请监督。区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遂提请广元市检察院抗诉。
一种意见认为：原告申请行政机关依法履行支付社会保险待遇给付义务的理由成立，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的申请完全符合条件，且事实清楚、法律规定明确，被告没有裁量余地的，为减少当事人诉累，减少程序空转，应当尽可能判决到位，明确具体给付内容。
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条、《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四十六条均明确，按照规定核定工伤保险待遇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法定职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本案中原告提起行政诉讼，其具体请求是要求区医保局“履行法定职责，支付保险待遇”，法院应当围绕诉请，判决区医保局履行给付义务，而不是给付数额。
本案的争议焦点集中在审判权与行政权的界限把握上，笔者认为，本案应从以下几点进行分析：
首先，法院能否径行核定和判决支付。法院的给付判决牵涉到审判权与行政权的界限，法院既要着眼于有效地解决纠纷，也要避免不适当的干预行政管理，需要从严把握。本案中刘某提起行政诉讼的具体请求是要求区医保局“履行法定职责，支付保险待遇”，一审法院应该围绕诉请判决区医保局履行法定职责，而不是超越审查范畴，简单地用审判权代替行政权，直接计算给付数额并判决支付。
其次，广义上的给付判决大概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在事实清楚、法律规定明确，被告没有裁量余地的前提下，由法院明确判决行政机关履行的内容。第二种情况是法院规定了履行的指导意见。第三种情况是法院笼统要求履行。本案中，原审法院采用了第一种情况。但是笔者认为，刘某作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其工伤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二款“劳动、聘用合同期满终止”情形，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伤处理，在《工伤保险条例》中具有局限性。此外，原审法院判决计算保险待遇金额时，错误地将职工本人工资和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混同计算，也侧面反映出给付数额如何核定体现了行政权的专业性，应属于行政权范畴，不属于法院的司法范畴。
最后，刘某是否能享受一次性医疗补助金。《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条、第四十二条规定了医疗费用依法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第三人原因造成的工伤，第三人不支付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由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后向第三人追偿。刘某的工伤事故不属于用人单位责任，且事故责任方支付了医疗费用、残疾赔偿金、后续治疗费。按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福利待遇的相关政策，刘某工伤后可以享受一次性伤残补助，退休时社会保险关系依法继续，依法享受退休后工伤复发治疗的医保政策，因而不能再享受一次性医疗补助。
2019年9月，广元市检察院以判决计算保险待遇错误、支付一次性医疗补助金错误、未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等适用法律错误为由，依法向市中级法院提出抗诉。中级法院认为，该案原审判决部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抗诉理由成立。判决撤销原审判决；撤销该区医保局“不支持工伤保险相关待遇费用”行政行为；责令医保局重新核定刘某的工伤保险待遇。判决后，刘某及其代理人表示无异议、息诉。
（作者单位：四川省广元市人民检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