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在京兆蓝田（今天陕西省蓝田县），诞生了中国最早的成文乡约——《吕氏乡约》。
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绍兴诸暨市枫桥镇通过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就地化解矛盾，形成了“枫桥经验”。
“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2019年，公安部部署“枫桥式公安派出所”创建工作，西安市蓝田县公安局以《吕氏乡约》为文化滋养，以《吕氏乡约》诞生地三里镇为试点，以文姬路派出所为示范，探索“枫桥+乡约”警务模式，让古老智慧在新时代基层治理中绽放光辉。
2022年全国公安机关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开展以来，“枫桥+乡约”警务模式持续散发独特魅力，奏响新时代基层治理绮丽乐章。
“四预”：助迷途少年“返航”
一位古稀老人，用40多斤晒干的橘子皮所卖的80块钱，做了一面重达3斤左右的锦旗，亲手送到文姬路派出所。
这面锦旗的来由，要从社区民警燕高飞处理的一起未成年案件说起。
燕高飞所辖社区的这位古稀老人，某天一大早找到他，说自己的孙子在其他同龄人怂恿下，为了零花钱，卖了他的三轮车。老人是垃圾清运工，没有清运车，就等于失业。而且老伴患病，子女又不在家，这可愁坏了他。
燕高飞立刻摸排走访，在村口的一家店铺找到了被卖车辆。并自掏腰包，用400块钱赎回车子，亲手交给老人。
随后，他将老人的孙子带回派出所，由副所长张强跟他耐心谈话。得知他有当兵的想法，但是年龄、学历不够后，派出所和县里联系，辗转协调教育部门，为他找了一家技校，帮助他学习手艺、提升学历，为将来当兵做准备。
考虑到离开学还有3个月，文姬路派出所又给他找了一家饭店，让他到后厨当学徒。
“就该未成年人而言，如果不对一些行为、思想进行纠正，他就可能误入歧途。因此，我们利用‘四预’机制，将可能产生的社会矛盾进行了提前预防。”文姬路派出所所长胡森荣说。之后便有了其爷爷送锦旗的一幕。而在蓝田县文姬路派出所办公室里，已经挂满了群众送来的大大小小的各式锦旗。
这起案件是文姬路派出所利用“四预”机制，将迷途少年拉上正途的典型案例。在“枫桥+乡约”模式上发展出来的“四预”机制，包含预知、预判、预警、预应4项矛盾感知步骤，构筑起预防矛盾纠纷的全链条。
以燕高飞为代表的社区民警，则是蓝田县在“枫桥+乡约”模式上的又一项创新。目前，蓝田全县已有48名社区民警兼任村（社区）党支部副书记，变乡村治理“参与者”为“推动者”，推动党务、政务、警务有机结合。
“1+N”：“四两拨千斤”化解纠纷
“警察同志，你赶紧到村里看一下，两拨人闹得不可开交，正要打架呢！”
今年7月底，正值“百日行动”期间，西安市蓝田县三里镇秦家寨村有人向社区民警反映，村里正在发生一起激烈矛盾，随时可能引发斗殴。
原来秦家寨村黄某强、吕某龙等4户村民居住在地势低洼地段。吕某龙为防止雨水从门前水泥路流到自家院子，便用几车沙土将自家门前垫高，导致积水流向其他人家。
7月下旬，蓝田县普降大雨，黄某强家门口成了“重灾区”。这天，黄某强家里办丧事，但门口积水严重，车子无法开进院子，亲戚朋友也难以进入他家大门。黄某强将此事归咎于吕某龙垫高自家门前所致，与吕某龙弟兄三人发生争执。
社区民警了解情况后，立即启用“1+N”联合调解机制，联系村里警务调解员、包村干部、村里乡贤等，现场进行调解。通过一众人多方说和，4户人家最终同意在自家门前各修一条水渠，来彻底解决积水问题。
随后，村支书叫来铲车、挖机，迅速修好水渠。4户人家现场签订调解协议。自此，一起剑拔弩张的矛盾彻底化解。
蓝田县公安部门在“枫桥+乡约”模式实践中，依托社区民警，创造出“1+N”矛盾联调机制。“1+N”中的“1”即是社区民警，“N”指司法所、镇村干部、网格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业单位、乡贤、律师、志愿者等各行各业人士。
黄某强、吕某龙矛盾纠纷的成功化解，即是“1+N”矛盾联调机制发挥作用的典型案例。
“警务调解员”：基层矛盾“润滑剂”
西安市蓝田县三里镇的王某炬和王某侦，原是一对谈婚论嫁的恋人，后因琐事感情生变，双方就解除婚约中的赔偿问题争执不下。
“百日行动”期间，双方父母在女方家门口前产生激烈争吵，险些酿成打架斗殴事件。村里人便找到警务调解员王粉利，希望通过调解员的从中斡旋，让双方就此平息。
王粉利将双方叫到村委会办公室，不厌其烦地进行了长达6小时的调解，促使女方现场退还男方8万元费用。双方就此和解，此后再无纠葛。
李某义饲养着一只拥有几万粉丝的“网红”京巴狗，被王某平的金毛犬咬伤，双方就治疗费产生激烈冲突，民警张文航协同警务调解员李世勋，促使双方迅速和解；王某锁拆房过程中，楼板将邻居房屋墙面撞出一个大窟窿，警务调解员王涛跑完东家跑西家，终使两家化干戈为玉帛……“百日行动”期间，警务调解员大放异彩。
在蓝田县文姬路派出所辖区，警务调解员已成为调和群众矛盾的“润滑剂”。“有矛盾找调解员”，渐成当地共识。
“农村的矛盾纠纷往往是多年积怨导致，有的甚至是几代人的积累，我们聘请的‘警务调解员’都是村里人，他们知道本村矛盾纠纷的根源，因此在调解中能够标本兼治。”张强说。
胡森荣介绍，该派出所在“枫桥+乡约”警务模式基础上，为辖区27个村组、3个社区全部聘请了警务调解员，给予他们搜集社情民意、调解矛盾纠纷等职能。警务调解员同时也是村里的调委会主任。
他们来自基层、熟悉基层，又热心基层事务，加上文姬路派出所对他们进行各项专业化培训，让他们成为了村镇矛盾化解专家，以及警务力量在基层“毛细血管”的触角延伸。
自警务调解员组建以来，到今年8月10日，他们已化解各类矛盾纠纷约180起。
“四步法”：预防民转刑、刑转命
邻居家房子落水，浸坏了自家墙体，该户男主人身患重病，打算“一了百了”，趁邻居回家后，对其痛下杀手。文姬路派出所得知情况，立刻阻止其邻居回家，并对双方释法说理、左右调和，促使双方和好如初。
小伙在村里养猪，熏坏了周边邻居，邻居长期对他进行咒骂。小伙闷声不响地在网上购买原料，打算制作炸药报复。文姬路派出所获悉情况后，立即对其采取措施，并劝其邻居收敛脾气、有话好好说。小伙行政处罚期满后，邻居提着礼物登门道歉，小伙也知错就改，仔细收拾猪圈，双方自此亲如一家……
这是文姬路派出所利用“四步矛盾化解法”预防范民转刑、刑转命的典型案例。
“四步矛盾化解法”即说事评理、定分止争、依法调解、跟进化解“四步”，是《吕氏乡约》在警务工作中的完美体现。
胡森荣介绍，《吕氏乡约》的核心要义可以总结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步矛盾化解法”即是援引“德业相劝”精神，利用“一约五会”，针对矛盾纠纷进行说事评理；援引“过失相规”精神，利用乡贤调解形式，对疑难复杂矛盾进行定分止争；对涉法涉诉层面问题，利用民调入所形式，进行依法调解；对案后衍生矛盾，利用多方联调形式，进行跟进化解。
文姬路派出所辖区常住人口5.3万余人，流动人口3万余人。自“枫桥+乡约”警务模式实施以来，辖区矛盾纠纷总量同比下降42%，矛盾纠纷化解率达到98%。
“百日行动”期间，文姬路派出所还围绕“枫桥+乡约”发动各方力量，组建包含61支巡逻队、57个治保会的群防群治队伍。截至8月10日，群防群治力量共出动2300余人次。
此外，文姬路派出所还在9个中心村（社区）实施“8h驻警”模式，成立“读法诵约”宣传队。并编写《常见警情处置指引》《群众工作手册》《民法典（摘编）》等7种口袋读本，不断提升民警化解矛盾纠纷能力。
“蓝田样本”：社会和谐乡村和美百姓和顺
公元1076年，一门四进士的蓝田吕氏四兄弟制定的《吕氏乡约》面世，近千年后的今天，《吕氏乡约》“穿越时空”，在蓝田县的作用不断显现。
依托“枫桥+乡约”，蓝田县公安局在15个派出所党支部建立“学、议、讲、比”制度，利用“三会一课”学先进经验、议发展举措、讲枫桥故事、比实践成果。将社区警务与乡村“一约五会”制度深度结合，社区民警出席村民议事会、禁毒禁赌会、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感恩教育会，宣讲法律政策、密切警民关系、引导村民自治。
此外，蓝田县公安局还多方联动，不断扩大“枫桥+乡约”带动效应：与县司法局在调解矛盾纠纷过程中，增加“读法诵约”“鸣钟议事”“彰善纠过”等仪式；与民政部门联手，发动商会、协会等社会组织，订立《患难相恤公约》，提议社会组织依照《公约》，参与扶危济困、联防联控、纠纷调解、应急救援等各项社会工作。
此外，蓝田县县委宣传部组织开展“立约、传约、行约”工程，设立乡约传习所，逐村制定村规民约；县教科局开展“乡约诵读进校园”活动，在全县学校掀起弘扬乡约精神热潮。
在推行“枫桥+乡约”基础上，蓝田县公安局坚持数据赋能、智治支撑，探索“智辅决策、智防风险、智助服务”社会治理模式，搭建“智慧乡村”系统，按照“一村一群”建立“居民群”，推行掌上警务。建设“大数据作战中心”，与派出所指挥室联动，与综治、民政等部门数据共享，化解矛盾于萌芽、阻击事件于初始。
目前，以“枫桥+乡约”为特色的基层治理模式，正在为社会和谐、乡村和美、百姓和顺的善治愿景提供“蓝田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