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多岁的儿子打了80多岁的母亲，这起刑案的“最优解”如何破？
法官助理抱着新分的卷宗走进办公室，我习惯性地问了一句：“什么案子？”助理幽怨地说道：“60多岁的儿子把他妈和妹夫打了。”
做了多年刑事法官，办理过不少令人唏嘘的案件，总觉得自己也算见识过不少人性幽暗的一面。但儿子真的与父母动手，且已经上升到刑事案件的，我还是第一次碰到。
究竟是什么矛盾，让儿子不惜对亲人棍棒相加？
一起因拆迁引发的利益争夺
原来，传言说母亲的房屋将要拆迁，但房屋内挂有妹妹一家的户口。为避免以后产生不必要的麻烦，被告人就想让妹妹一家将户口迁出，迁回到她自己的房子里。但妹妹一家一直以孙女上学为理由拖延，双方多次沟通无果。
案发当天，被告人载着母亲一同前往妹妹家再次协商解决。由于一言不合，双方矛盾加剧，被告人在妹妹家开始摔打桌椅物品，被告人持木棍打伤出来制止的妹夫，后又将前来劝架的母亲推倒在地，为了发泄对母亲不帮自己的不满，还用木棍去敲打母亲的小腿。
这次闹剧，导致母亲小腿骨折，轻伤二级；妹夫多处肋骨骨折，轻伤一级。
庭审：我想找到突破口
家庭类的纠纷，无论事实再怎么清楚，案件如何简单，我都要尽可能和被害人当面沟通一次，这是我做了多年刑事法官总结的一条经验。
因为家庭案件难辨对错，我想听听双方怎么说，我也想让被害人感受到，在刑事案件中，法官不只看到被告人的眼泪，也看得到被害人流的血。
开庭前，我让法官助理联系被害人，但卷宗里只有被告人妹妹的电话，多次联系，对方都明确拒绝来谈话，也不愿再多说什么。然而，开庭的时候，妹妹还是来了，一同来的还有周围一些亲戚邻居。
被告人被带出来的那刻，一眼望到了旁听席的妹妹，四目相对的时候彼此眼圈都开始泛红。被告人更是在公诉人宣读母亲伤势的时候嚎啕大哭。最后陈述的时候，他声泪俱下地向妹妹及亲邻道歉、忏悔，他并不辩解什么，唯一为自己说的一句话就是：希望法庭能判处缓刑，回去照顾母亲赎罪。
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人认罪认罚，检察院提出的一年六个月的量刑建议也适当，就这么直接判也没问题。但，母亲后续如何赡养？作为唯一的经济支柱，被告人一家又该如何生活？以后，兄妹两家又该如何自处？
走访：案件是否存在“最优解”？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一直在推动把能动司法贯穿于审判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对我们法官而言，在履职过程中，要积极进取、敢于担当，切实解决矛盾、化解纠纷。尤其是家庭类纠纷，如果这样判下去，或许将使三个家庭都陷入怨恨的困局。
我还能做些什么？是否存在最优解？带着这个问题，我决定和法官助理出去走一趟。
被告人的母亲由于小腿骨折再加上年事已高，出事之后一直暂住女儿家里。但其实出事之前，她一直都是由儿子照顾。
为了了解母亲的真实意愿，我支开女儿一家，决定单独和老人进行一次谈话。我问她恨被告人吗，她告诉我，平时孝顺听话的儿子为了拆迁利益，不仅打妹夫，还动手打她，“就是感到很伤心，每次想起来都忍不住哭。”
她问我，能不能不要让儿子坐牢，她可以撤诉。我和她解释，如果另一位被害人也同意撤诉，倒是有可能撤回起诉。
她面露难色地说，她也曾多次尝试去做女儿一家的工作，但看到躺在床上的女婿，还有为此不断争吵的女儿一家，“手心手背都是肉”，实在没办法强制让妹妹一家撤诉。
我继续说，如果被告人愿意赔偿被害人并获得谅解，也可以从轻判处。
我问她的意见，她说即使儿子拿不出赔偿金，她还是会出具谅解书，毕竟儿子也60多岁了。被儿子打了，反过来还要担心儿子。同样是一名母亲，我能理解她那刻的心酸。
但案件还有另一位被害人。他不是被告人的母亲，无法像母亲一样，永远无条件地原谅儿子对自己的伤害。时隔半年，妹夫的态度还是非常气愤。他明确表示，谅解的唯一可能就是获得25万元的赔偿。
对于本案而言，25万元的赔偿确实有点高，且以被告人家庭情况也属实困难。但妹夫一家明确了诉求后，被告人家属也一直竭力在筹款，从一开始的5万到现在的15万，另外赔付母亲5万元，并保证继续赡养母亲。但15万与被害人提出的25万相差还是很大，虽然被告人的妹妹在中间试着调和，但一边是他丈夫、一边是他哥哥，她夹在中间也属实为难。
最后无论怎么做工作，都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该怎么判呢？
判决：能动司法，追求那个“最优解”
实刑或许能让被告人得到该有的惩罚，但可能也会使矛盾更激化，问题更糟，或许缓刑才是化解这个案子的最优解。但赔偿无法达成一致能否判处缓刑？审判实践中，法官适用缓刑是非常的谨慎，一般只有在赔偿达成一致、被害人出具谅解书，法官才会判处缓刑。
就在我纠结的时候，被告人的母亲打电话告诉我，她已经回到自己的家，但家里冷冷清清，不仅没有了往日儿子忙前忙后的热闹，就连吃上一顿温饱的饭都十分困难，她说什么都不要了，只希望儿子能尽快出来，她还需要儿子养老。
综合考虑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愿意积极赔偿，亲友也为他提供了担保，被害人赔偿请求25万元明显不合理，虽未能达成谅解，我还是决定对其适用缓刑。
宣判的那天，我特意通知了所有的人到场，被告人妹夫也来了。给他判决书的那刻，我忍不住又唠叨了几句：“以后遇事不要冲动，回去好好和母亲和妹妹一家道歉，用自己的行动赢得他们的原谅。一家人和和美美才是最大的财富……”既是对他的叮嘱，也是对妹妹一家的劝解。
宣判后，我和法官助理一直都在留意这个案子的后续情况，各方能否服判息诉，这也意味着兄妹两家的关系能否得以修复。
最终，妹夫这边服判息诉了，被告人给我送来了锦旗，上面写着“亲人糊涂酿成错，法官婆口促和睦”。被告人来电说，他的母亲一直记着我，一直告诉他要好好听王法官的话，现在母亲身体已经恢复了，还是和他住在一起，他也还是像以前那样照顾母亲，至于房子的利益就让母亲自己处理吧。妹妹一家他也去了好几次，虽然还没有完全恢复到以前的关系，但是至少已经原谅了他，他会时不时地过去帮忙，“相信慢慢总会好的”。
家庭类侵害，有时就是一时的冲动，就像他锦旗上写的“亲人糊涂酿成错”，而我们法官需要尽可能寻求解决矛盾的最优解，修复家庭的裂痕。
看到，现在这个结果，我更加坚定了当初的判决是处理问题的最优解。
我们总说：“子安则家和，家和万事兴”。家和万事兴，是对每个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家庭难免有矛盾，甚至会有伤害。家庭矛盾的壳是坚硬的，但核却是柔软的。因家庭矛盾引发的刑事案件中，这个家庭必然会受到两次伤害，一次是伤害发生时，一次是有人为此负担刑事责任时。因此，法律需要在依法惩罚警示之外，尽可能用它柔软温情的一面修复伤痕。
“家庭和则社会和，家庭兴则国家兴”，无论在伤害的撕裂下家庭、亲情如何支离破碎，法律一直努力在缝缝补补。这是能动司法的要求，更是法律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