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并强调“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这一重大论断站在方法论的高度深刻揭示出，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并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取得重大成就，领导人民完成中国其他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的根本所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深刻把握“两个结合”的内在逻辑及其世界意义，对于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具有重要启示。
从历史逻辑看，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两个结合”体现了持续推进与实现飞跃的辩证统一。党的早期领导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就展现出鲜明的“国情意识”。李大钊同志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论新阶段》中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指出“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事实上，这里“中国的特性”和“中国的特点”，不仅是指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也包含着历史和文化维度的具体实际。对此，毛泽东同志强调“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在1941年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他批评了“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等现象，并要求“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领导党和人民推进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从理论逻辑看，“两个结合”揭示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命题紧密相连。首先，“两个结合”是双向互动和相互促进的过程。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两个结合”的过程中，既以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深刻改变了中国的面貌，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也深刻地重塑了中华文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中国在“两个结合”的过程中，既以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独特性为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提供了现实经验；同时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产生了新的理论优势。其次，“两个结合”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但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上则各有侧重。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现出鲜明的时代化要求，强调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时代提出的课题，不断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从而更好指导中国实践。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展现出鲜明的大众化要求，强调要以坚定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以鲜明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把马克思主义植根本国、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沃土之中。
从比较逻辑看，“两个结合”既是基于特殊国情的方法论表达，同时因其蕴含的普遍性价值而展现出世界意义。一方面，“两个结合”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一般规律。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强调，对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列宁也指出，“在每个国家通过具体的途径来完成统一的国际任务的时候，都必须查明、弄清、找到、揣摩出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两个结合”的提出，极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科学内涵，将文化的变量和文明的视野纳入“民族化”的要素之中，为在世界更大范围内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提供了重要理论借鉴，对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发展以及世界社会主义实践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另一方面，“两个结合”为人类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提供了启示。任何一种理论，就其本源而言都是地区性的、历史性的，是从特定的历史文化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不同于那些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天然地会面临现代化理论的文化“土壤”问题。一国国情是由现实因素和历史因素复合而成的，不能把当下实际与历史传统割裂开来。中国历史的延续性决定了现代中国保留着许多传统成分，中国的具体实际本身就是历史文化长期积累演进的当代产物，而今天的具体实际也必然会积淀成为未来的“历史文化”。“两个结合”也启示我们，任何拥有深厚历史文化渊源的国家都需要审慎评估本国历史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合理因素、积极作用以及优势长处，并思考如何将这些元素充分作用于现代化进程中。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