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安区是上海市最早进入深度老龄化的城区之一，老年人口比重高达40%以上，与之对应，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静安法院”）的涉老案件数量、类型呈逐年递增趋势。10月20日，该院发布2016-2022年赡养纠纷涉老案件审判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和典型案例。
记者从发布会中获悉，近年来，上海静安法院办理的赡养纠纷案件显示，精神赡养逐渐成为新型诉求，同时，“老养老”的赡养模式引发家庭矛盾的案件屡见不鲜。
白皮书显示，2016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上海静安法院共审理赡养纠纷案件共112件，结案105件,其中62件案件以调解或撤诉方式结案。
在112件案件中，原告年龄在80周岁以上的案件共58件，年龄最大的原告为101周岁；有39件案件中，被告的年龄在60周岁以上。案件中，部分赡养义务人已至花甲之年，自身已经退休或者患有基础性疾病，对于被赡养人提出的赡养诉求，赡养义务人难以履行，这种“老养老”的赡养模式引发了家庭成员间赡养的矛盾。
此外，赡养纠纷案件还呈现出被赡养人名义上起诉索要赡养费用、但实为要求精神赡养的新特点。上述案件中，逾两成案件原告提出了要求子女对其照顾、探望、护理等不同程度的涉精神赡养诉请，甚至有的案件中，原告仅要求赡养义务人履行探望的义务。
提前分配拆迁款且分配不均后，八旬老太无力养老
上海静安法院介绍，2021年，82岁的程阿婆将老房征收补偿款中的一多半给了小儿子，200多万元给了大儿子，各分两个女儿50多万元，想着轮流在四子女家中居住养老。但程阿婆在大儿子和一个女儿家轮流居住两月后，便因生活细节与子女家庭产生矛盾，无奈之下从2021年开始便住在小儿子家。
然而，因为经济纠纷，小儿子的房屋被拍卖、背负了外债，现与程阿婆在外租房居住，亦无力承担租金。大儿子和两个女儿表示程阿婆一直私自贴补小儿子，拒绝承担赡养责任。程阿婆当初分配动迁款一事十分后悔，希望子女能念在拿到动迁款的份上支付赡养费且常看望自己。
该案经法院调解，最终调解方案为:各子女均给付程阿婆赡养费每月800元。调解后，法院仍持续监督子女赡养费的履行，并指导子女经常看望程阿婆，合力营造良好和谐的家庭氛围。
名为索要经济赡养，实则诉请精神赡养
在另一起典型案例中，92岁的张阿伯和90岁的李阿婆育有三个女儿，她们曾书面约定轮流照顾张阿伯和李阿婆，每次一个月。
约定之后，两个小女儿一直信守承诺，但大女儿表示其身体不好，家庭也存在矛盾和客观困难，无法让其父母至其家中居住养老，从未履行赡养义务。故张阿伯和李阿婆起诉要求大女儿向其支付自2022年9月的赡养费每月1000元，且每月探望两次，每次不少于四个小时。
该案调解未果，后经上海静安法院判决，就张阿伯和李阿婆要求大女儿支付赡养费一节，鉴于老夫妇退休金收入完全能负担其支出，且仍有存款等，而大女儿的退休工资尚不足以支付自己医疗、养老费用等情况，故对张阿伯和李阿婆的赡养费用要求，不予支持。就其要求大女儿探望，考虑到原告居住等具体实际情况与需求及被告自身情况等，法院判决，大女儿应每月探望张阿伯和李阿婆两次，每次不少于四个小时。该判决之后，双方均服判息诉。
法院介绍，本案中，各子女约定互相轮流照顾父母并居家养老，作为父母一方，明知无证据证明其现在的收入不足以支撑起日常的开销，但依旧在诉请中要求赡养费，名为索要经济赡养，实则诉请精神赡养。综合案情，结合其要求子女探望一节，精神上的赡养系其真实诉讼目的，亦属于子女应对父母履行赡养义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判决后，法院经回访发现，大女儿其对父母的探望情况履行积极，双方关系亦得到修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