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强调，面对强大的敌人，无产阶级必须“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必须满足的七个条件之一就是努力宣传革命工作。他们指出，宣传工作是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和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一种必要的意识形态手段，是工人阶级斗争中最强有力的手段。恩格斯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也指出，“耐心的宣传工作和会议活动”是社会主义者争取群众获得革命运动持久胜利的重要因素。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要想做好宣传工作就要有科学的理论指导。1874年，恩格斯在告诫俄国青年特卡乔夫时，强调革命宣传要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当你想从事这种宣传时，当你想为自己招募志同道合的人时，仅仅发表宣言是不够的；必须加以论证，因而，必须从理论上来考虑问题，也就是说归根到底必须科学地来对待问题”。为此，马克思恩格斯花费大量精力撰写共产主义科学理论著述，为无产阶级政党进行思想宣传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他们说：“目前首先需要我们做的，就是写出几本较大的著作，以便给许许多多非常愿意干但自己又干不好的一知半解的人以一个必要的支点。”
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宣传内容的真实性，反对空洞的说教，强调用事实讲道理，“使读者确立无可争辩的信念，只有明显的、无可争辩的事实才能做到这一点”。1866年，马克思在《致威廉·李卜克内西》信中，对第一国际为声援英国工人运动而在伦敦做的宣传给予高度肯定，并指出宣传取得的成效源自现实中伦敦工人运动实践，“伦敦的宣传获得了新的推动力，主要是因为伦敦的缝纫工人和制筛工人的罢工，在我们的干预下……而取得了胜利”。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马克思意识到，“战争所引起的种种情况将给我们的原则提供最好的宣传材料。”他同恩格斯一同撰写国际宣言，号召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为第一国际赢得了声誉。
宣传要想达到预期效果，还需要尽量满足群众的心理需求。马克思在为奥地利《新闻报》撰稿时，十分注重研究读者的兴趣，在写作方式上也尽量适应读者要求。他认为：“不是应当为维也纳读者写什么，而是怎样写”“试问《新闻报》，或者更正确地说，它的读者，是否对这一切有足够的兴趣？”马克思恩格斯在《新莱茵报》创刊号上，特意用黑体字强调“最近一定能满足读者在这方面（使报道和各种通讯内容丰富——引者注）的一切要求”。1868年，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对向李希特尔主办的报纸投稿而犯难，因为“我对李希特尔主办的报纸的名称一个也不知道，由于几乎完全不熟悉那里的读者，一点也不知道应该抓什么，而这是最重要的……教育人，这很好，但困难正在于正确地挑出对他们最重要的东西”。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注重宣传的内容要满足读者心理需求，但是绝不会毫无下限地迎合读者，而是反对一切媚俗式的、庸俗化的宣传。《纽约每日论坛报》社论这样评价马克思的文章，“马克思先生有他自己的非常明确的见解，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我们决不能赞同，但是，不读他的文章的人，在获得现代欧洲政治的重大问题的消息方面，将失去一个最有教益的来源。”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宣传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供了指引。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统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创造性开展具体实践，使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内涵得到丰富和发展。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强调，“宣传工作”要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使之自愿和我们一起为取得胜利而奋斗。这不仅指出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对革命胜利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也明确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目标和任务。一百多年来，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在继承中创新，在实践中发展，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系统谋划和部署，推动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巩固壮大，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中华民族焕发出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新征程上，我们要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增强责任感与使命感，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杨戏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