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留给我最后的记忆是在他的追悼会上。那天，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崔大庆是个好警察，是英雄’。这是父亲留给5岁的我全部回忆。”
12月13日，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民警崔申迪，在公安部于广州举行的“弘扬英烈精神 凝聚奋进力量”公安英烈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上，平静地讲述着。讲述前现场播放一段视频，再现父亲壮烈牺牲的过程。因为没有当时的影像，观众只能看到影视剧中还原的情节——“崔大庆”与持枪犯罪分子殊死搏斗，被击中头部倒在血泊中。他倒下的一刹那，现场传来了低呼和啜泣。
类似的讲述，崔申迪不止一次经历。对于他来说那是一段多年前的回忆，心绪平静。而对于听者，则是止不住的思绪涌动，热泪盈眶。
崔大庆，生前为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丰台镇派出副所长。1995年3月11日凌晨，在抓获重大杀人抢劫犯时英勇牺牲，年仅36岁。之后，他被授予革命烈士，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据了解，在目前的北京公安系统，共有十几位英烈子女在职。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群体？他们对父辈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他们目前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如何？带着这些疑问，记者在11月底来到府右街派出所，见到了崔申迪。
“我想靠近他，想和他有共同的经历”
11月底的北京突然降温，府右街上寒风猎猎，行人稀少。刚到派出所门口，就看到身着警服的崔申迪从台阶上跑下来，将记者一行迎进会议室。他黝黑的圆脸上戴着一副眼镜，不多的话语，低沉的嗓音，给人感觉踏实又厚道。
府右街派出所位于西城区，承担着维护辖区平安稳定，确保党中央绝对安全的神圣职责使命。这是崔申迪2010年警校毕业后入职的第一个单位，至今13年从未改变。但在毕业实习时，他选的是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丰台镇派出——父亲牺牲前的工作单位。
谈起为什么选择父亲生前的派出所作为实习单位？他回答：“因为好奇。父亲走的时候，我才5岁多，其实对他的印象已经很模糊了。这么多年来，家里人很少说起父亲的事情。对这个问题，我是又想问，又害怕问。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工作环境什么样？他每天的工作是什么内容？我特别想知道。他曾经来过这个世界一遭，我想靠近他，想和他有共同的经历，找到他留下来的一些痕迹。”
到了丰台镇派出所，这里的老民警管他叫“儿子”。他有时在背后听到别人低语：“那个就是小崔，是大庆的儿子。”“有点他爸的影子，希望和他爸一样。”
其实在丰台镇派出所，大家很少当面提起父亲的事情。只是实习快结束的一天，一位快退休的老民警把崔申迪叫到办公室，拿出一本厚厚的册子送给他，里面是崔大庆牺牲时各家媒体报道的剪报。
“我当时特别惊讶！家里也有这样的剪报册，我以为只有亲人会做这些，没想到他以前的同事还留着这个。我想，这是前辈对我的一种认可和期许吧，他们希望我能像父亲一样，接过他的旗帜，继承他的遗志。”
“我用这种方式找到了父亲的影子”
在丰台镇派出所实习的日子，崔申迪亲身经历了普通社区民警的工作内容，琐碎而又繁杂，与破大案、抓歹徒相去甚远。
“一次值夜班的经历我印象特别深刻，那是我出警最多的一宿。从晚上八点到早上八点，连续五个警情，全都是夫妻吵架、带孩子产生的家庭矛盾等等，各种鸡毛蒜皮的事儿，这一宿折腾的，我真是心累。难道父亲以前每天都是在处理这些事吗？”他心里产生了一点落差。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尤其是夜晚出警回来看到辖区居民楼一户户人家亮起的灯光，他突然意识到：“把问题和矛盾扼杀在萌芽中，让老百姓太平地过日子，保证社区稳定，这不正是我们人民警察一直追求的吗？”回忆起当年的实习经历，崔申迪说他用这种方式渐渐靠近了父亲，找到了他的影子，“他是为守护辖区百姓平安，默默坚守和奉献的人民警察。”
新警服刚半年就在太阳下被晒褪了色
实习期结束了，崔申迪来到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在离党中央最近、最光荣的岗位上，开启了他的从警之路。
西城分局的民警都知道，这个派出所的同志要常年在路面巡逻站岗，工作量大又辛苦。新华门前，冬天零下十多度，夏天高温逼近四十度，府右街派出所民警的“装备”，总是有点费。基本不会褪色的警衔和警服，到了新华门前站岗的民警身上，就算是每年新发的崭新的“备装”，刚半年没过夏，因为长期在太阳下晒褪了色，变成了加上“灰度滤镜”的灰黑色。
崔申迪笑着说：“冬天的警服要订大一号，执勤时里面穿好几层衣服，脚上套两双袜子。兜里揣一个装热水的玻璃瓶，前一个小时暖身子，后一个小时温度正好能喝。夏天的时候阳光太强了，即使身穿长袖警服，紫外线也能透过衣服将全身晒得黑黑的，只有纽扣的地方留下几个白印。大家执勤时都戴着口罩，结果全成了熊猫脸——除了口罩罩住的地方，一人一副黑眼圈。到了夜里执勤，蚊子隔着衣服也能咬你一身包，同事们就买军用防蚊液。”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人来送父亲”
13年来，崔申迪每天围着红墙巡逻，一圈又一圈。印象最深刻的是2020年3月疫情期间，他正在执勤，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大爷气冲冲地找上来。
“一上来就跟我说，我要举报，我要投诉。我问您什么事呀？他说他的假牙坏了，饭都没法吃，可周围医院全关门了，‘你们得负责’！我作为一个民警，我能怎么办？后来又跟老人家仔细聊了聊。原来他的儿女都在国外，他自己一个人在国内住。疫情期间大部分医院不开门，假牙坏了没法吃饭只能喝点粥，可他有糖尿病，喝粥血糖又升高了。看着老人家着急，我觉得真是不容易，就想尽可能地帮助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跟他坐在马路边，打开手机软件一家一家医院地找、一家一家地问。我记得那天外头挺冷还刮着风，一坐就是两个多小时，最后总算在丰台找到一家还开门的诊所。我当时想，重做一副假牙挺贵的，老百姓挣钱不容易，能修就修。于是跟诊所医生反复沟通，确定能修后跟他约好时间，又给老爷子写好诊所地址、电话和交通路线。老爷子听了半天也不说话，就一直盯着我的警号看。我说您看什么呢？他说要投诉我！您说，我都做到这份上了，还能怎么办？就觉得那一刻特别无奈。”
让崔申迪没想到的是，两周后老人家带着一面锦旗送到了派出所，他的警号就在锦旗上。他接过锦旗的时候，老人家把帽子摘了，郑重地给他鞠了一躬。
“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在爸爸追悼会上，为什么有那么多不认识他的群众来送他。”崔申迪随后发了一条朋友圈：把人民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人民群众就会把你记在心里。
“遇到棘手的事情，我就想，父亲会怎么处理”
类似的事情，崔申迪经历过很多。下雨天遇到一位骑自行车的女同志在路上摔倒，他先是把人扶到派出所，发现摔得不轻后又找车给送医院，没过两天就收到了这位女同志送来的锦旗；执勤遇到突发疾病的群众，他赶紧给送到离得最近的医院并垫付医药费，病人缓上来后当场就给他跪下了，“我赶紧给人扶起来说你可千万别跪。那是急病耽误不起，我的同事遇到这种事也会帮忙的，可受帮助的人在那个时间节点，哪怕感受到一点点温暖，都会在心里放大。其实我没做什么，可人家就记在心里，也会有真情的反馈。”
工作以来，他遇到特别棘手难以处理的事情也不少，每当这个时候，他就想，要是父亲在，他会怎么处理？
“我们一直讲，要在法里体现人情。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我尽可能地帮助人。没帮上，我尽力了，人家也能理解我。”日常工作中，他收到更多的是一声感谢或一个鞠躬致意，“这是人家对我的一种认可，我觉得有意义，觉得值得。”
“作为公安英烈子女，我心里有压力”
作为公安英烈子女，崔申迪坦言，头顶英雄父亲的光环，他心里压力挺大的：“老感觉自己一定要尽最大能力，做到最好。别人做到100%就可以了，但我要做到200%，想得到别人的认可和肯定。最开始就是觉得不能丢父亲的人，时间长了，就觉得这样做是有意义的，是自我价值的一种体现。”
崔申迪和北京公安系统的几位英烈子女从小就认识，每到特殊的节日，组织上会将他们召集在一起参加活动。大家经历相似，年龄相近，上的也都是公安院校，可以说从小一起长大。“我们现在干的都是警察，有时候也交流一下工作，感觉大家都挺拼的。”
据西城分局的一位领导介绍：“我们西城分局系统目前有3位公安英烈子女，他们在工作中普遍表现得更能吃苦，更有担当，觉得自己不能给逝去的亲人丢脸。忠诚、可靠是他们的共性。”
“您是我的光，我像您的影子”
今年，父亲离开崔申迪已经28年，当年不到6岁的小男孩，如今已成长为府右街派出所的中队长。34岁的他有两个可爱的女儿，妻子是他的高中同学，也是初恋。
因为警察职业的特殊性，崔申迪鲜少照顾家庭，但是妻子很理解：“我爱人全家都清楚我们家的情况，对我的工作一直都很支持。我有时候总想，有时间一定要替妻子多分担些家务，但目前也只能是想想。”
有一天，7岁的大女儿放学回家问崔申迪：“爸爸，你是警察对吗？”他说：“对啊。”女儿又问：“警察是做什么的？”他愣了：“说实话，那一刻我不知从何说起，因为我突然想起了我的父亲。当年他走的时候，我懵懵懂懂的，也不清楚警察具体是做什么的。这么多年，是妈妈含辛茹苦地把我拉扯大。寒暑假在家，都是我自己做饭吃。曾有人问我，如果面对危险，会不会让女儿面对我当年同样的情况。我想，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或者任何一个我们的同志，都会义无反顾地冲上去。”
崔申迪曾在一篇怀念父亲的文章里写道：在您的光环下，压力一直环绕着我，您是我的光，我像您的影子……您放心，我会照顾好妈妈，像您一样继续在自己的岗位上拼搏奉献。
据了解，崔申迪工作13年以来，因工作成绩突出，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3次、个人嘉奖9次、优秀公务员8次，被评为“首都公安十大杰出青年卫士”“西城政法楷模”“市公安局优秀团干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