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理解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是科学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环节。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全人类解放的高度指出，人是历史进程中的“自然人”，自然是“人化”了的自然，只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才能达到人与自然界的有机统一，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完成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复归。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强调，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正是在此逻辑前提下，马克思恩格斯充分阐述并系统论证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理解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首先必须基于人的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批判了旧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并没有“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都是人的主体活动和实践的结果，整个自然界也是一样。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从而，人毋庸置疑地成为“自然界的一部分”。
当人类以“自然人”的生态要素存在于自然界中，并源源不断地吸收和消化自然界提供的植物、动物等客观物质时，自然界便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人化”的烙印，成为人类历史进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随着人类对自然界不断施加作用，劳动成为维系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交换的纽带。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观照当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没有脱离了自然界存在的“人”，也没有单纯脱离人类劳动的自然界。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得到快速发展，但自然界却被贬抑为与人无关的单纯“物”或“使用价值”。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分析指出：“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这一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即他的现实的类对象性，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因为从人那里夺走了他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
不仅如此，人类曾在一段时间内将征服自然看作理所应当，不断挑战着自然界运行规律的底线。针对这种情况，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指出：“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他进一步在《自然辩证法》中发出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为了纠正这种错误的认知和做法，揭示人与自然关系的内在规律，指明人与自然关系正确的发展方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宣告，“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只有通过“革命的实践”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与自然存在的矛盾，而实践的关键就在于，将全体无产者联合起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真正完成对人与自然关系“历史之谜的解答”。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之间辩证关系的思想为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和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强调“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发出“绿化祖国”、要使祖国“到处都很美丽”等的号召。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相继提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生态理念，将其与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理结合起来，用以指导实践，并根据不同的时代条件，不断予以发展、深化和完善，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积极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系统形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现代化的内涵与外延，不断丰富和发展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奋力谱写新时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华章。（张洪钰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