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一代伟人毛泽东对自己的至亲子女一贯要求严格，对待亲朋好友也约法三章，禁越雷池；而对于有困难的亲朋好友，他会给予无私的关怀与帮助，但这种关怀也总有一把看不见的尺子，从不超过某个“度”。
严订“约法三章”
毛泽东有8个表兄弟，相互之间关系都很好。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曾多次给他们写信，寄钱寄物，也曾接他们进京观光。但是，当亲戚和朋友们纷纷给他写信提出请他推荐参加工作或介绍到北京工作的要求时，毛泽东却从未答应，他说这样做“人民要说话的”。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毛泽东：“人民政府各机关部门，由于工作需要，招收了许多新人。也有许多老干部的家属和亲朋来了，只要历史上没什么问题，一经介绍也就参加工作了。”但毛泽东却回答说：“别人的亲友可以来，我的不能来。”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他要率先律己树立一种风范。
为此，毛泽东对秘书田家英说，处理亲友一般来信原则是：“凡是要求到北京来看我的，现在一律不准来。来了也不见。凡是要求安排工作的，一律谢绝，我这里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甚至他给亲友回信直接告诉他们：
我们共产党的章法，决不能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如果那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像蒋介石一样早垮台。现在全国刚解放，人民刚取得政权，我对你们“约法三章”：一不要来京看我；二不要来京找我安排工作；三不要借我的名义找地方政府安排工作。
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一直关照牺牲了的妻子杨开慧的家人。开国伊始，要做的工作很多，各地区要建立正常的秩序和恢复生产，各行各业都需要大量的就业人员。开国大典之后没几天，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曾很抱希望地给毛泽东写信，提出想在长沙谋个“厅长方面的位置”。为此，毛泽东给时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长沙军管会副主任的王首道拍去电报，并另有一封给杨开智的电报，请王首道转送。毛泽东在给王首道的电报中称：
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
毛泽东在给杨开智的那封电报中说：
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与此同时，毛泽东外祖家的亲戚也常去北京看望他，有些人回去后在众乡亲面前表现得很傲气，不把当地政府干部放在眼里。毛泽东得知后，于1954年4月29日写信给外祖家的乡党支部和政府，信中写道：
……
我的亲戚唐家圫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
……
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曾给田家英写了一封信，并随信开列了14名亲属的名单，要求在工作或升学上给予相应照顾安排：
文泽湘，17岁，初小；彭述英，女，17岁，高小。“系赐生之子媳”。
文仁山，14岁，高小；文星山，12岁，高小：周力仁，女，17岁，高小。“系砥澜之子媳”。
文商山，12岁，初小。“系南松的孙”。
文期深，16岁，高小；文上国，17岁，高小；文上禹，15岁，高小；文上元，14岁，高小；文葭知，女，15岁，高小。“系墓冲伯外公的子孙”。
文锡祥，15岁，初小；文爱兰，15岁，高小；文美秀，16岁，初小；文杰娥，15岁，初小。“系西头叔外公的子孙”。
在这封信末尾他写道：
以上14名（实为15名——引者注），均是高小生，体格强壮，可为技工学徒，内商山一名可入育才学校，葭知、爱兰二女子，最优秀，可深造。钧请田秘书家英设法培植一下，并候指示祗遵。
信的落款时间为7月20日，没有注明年份。
田家英接信后，看到毛泽东的外祖家这么多人要求参加工作或升学，感到事关重大，于是将此信转呈毛泽东阅示。毛泽东阅后，当即在信上郑重批示：
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要说话的。
这封信在2011年由湖南省长沙市一名退休老干部捐献给了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据这名老干部回忆，1969年他从唐家圫附近一名小学教师手里得到了这份珍贵文物，珍藏了几十年。
秉持“公私分明”
对待其他故旧、好友，毛泽东仍然秉持这样一个好传统：公事是公事、原则是原则，感情归感情、私谊归私谊，绝不因私谊而废公事，因感情而弃原则。
1954年3月2日，毛泽东给田家英写了一封批示信，信中说：
李淑一女士，长沙柳直荀同志 （烈士）的未亡人，教书为业，年长课繁，难乎为继。有人求我将她荐到北京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她是杨开慧的亲密朋友，给以帮助也说得过去。请函询杨开智先生转询李淑一先生，请她表示意见。
李淑一是柳直荀烈士的遗孀。柳直荀是我党的先驱者，早年与青年毛泽东同为新民学会成员，是毛泽东的挚友。他参加过南昌起义，先后任红二十五师、鄂西北独立团、洪湖独立团、红八师的政委，为巩固和发展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做出过巨大贡献。他既有大功于革命，又遗厚谊于领袖。如今，烈士的遗孀“年长课繁，难乎为继”，给这样一个人推荐一份工作对毛泽东来说应不是什么为难事。而且以李淑一能诗善文的才气，加上与杨开慧的深厚友谊，于情于理毛泽东举荐其为文史馆馆员，实属当然。
但毛泽东考虑再三后，最终毫不含糊决定“未便再荐”，宁愿以自己稿费相助。他之所以不为如此有功、有谊、有才之人推荐工作，保障其有一个安稳的老年生活，最根本原因在于：他心中时刻牢记并恪守着“规矩”二字。
从毛泽东给田家英的信中看出：他曾向文史馆推荐过馆员，结果竟“没有录取”。他明白了“文史馆资格颇严”，这就是文史馆选人的“规矩”。共产党人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按照人民的意愿行事就是合乎“规矩”；否则是不守“规矩”。
与以上“规矩”相比，范围更广泛、内容更明确、要求更严格的“三不原则”，则是毛泽东曾说过的自己的“亲情规矩”三原则：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
“言传身教”奏效
父亲不徇私情、严于律己，言传身教，自然给了子女们尤其是长子毛岸英很深的影响。毛岸英以父亲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自觉抵制亲属中违反原则的事情。他外婆的本家亲戚向三立曾托他帮助安排一个好工作岗位，捎信人也讲：“帮帮忙，这是人之常情……”然而，当毛岸英了解到这是外婆家里不少亲人们的思想状况后，便郑重地写了封长信：
三立同志：
来信收到。你们已参加革命工作，非常高兴。你们离开三福旅馆的前一日我曾打电话与你们，都不在家，次日再打电话时，旅馆职员说你们已经搬走了。后接到林亭同志一信，没有提到你们的“下落”。本想复他并询问你们在何处，却把他的地址连同信一齐丢了（误烧了）。你们若知道他的详细地址望告。
来信中提到舅父“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了，而尤以为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已经获得了根本的胜利。而对于这一层舅父恐怕还没有觉悟。望他慢慢觉悟，否则很难在新的中国工作下去。翻身是广大群众的翻身，而不是几个特殊人物的翻身。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而不可个别解决。大众的利益应该首先顾及，放在第一位。个人主义是不成的。我准备写封信将这些情形坦白告诉舅父他们。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
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对于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层特别感情的，一种与血统、家族有关的人的深厚感情的。这种特别感情，共产党不仅不否认，而且加以巩固并努力于倡导它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径。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我爱我的外祖母，我对她有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但她也许现在在骂我“不孝”，骂我不照顾杨家，不照顾向家，我得忍受这种骂，我决不能也决不愿违背原则做事。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
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群众观点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个人观点之间的矛盾正是我们与舅父他们意见分歧的本质所在。这两种思想即在我们脑子里也还在尖锐斗争着，只不过前者占了优势罢了。而在舅父的脑子里，在许多其他类似舅父的人的脑子里，则还是后者占着绝对优势，或者全部占据，虽然他本人的本质可能不一定是坏的。
关于抚恤烈士家属问题，据悉你的信已收到了。事情已经转组织部办理，但你要有精神准备：一下子很快是办不了的。干部少事情多，湖南又才解放，恐怕会拖一下。请你记住我父亲某次对亲戚说的话：“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不可个别解决。”这里所指的生活问题主要是指经济困难问题，而所谓整个解决主要是指工业革命、土地改革、统一的烈士家属抚恤办法等，意思是说应与广大的贫苦大众一样地来统一解决生活困难问题，在一定时候应与千百万贫苦大众一样地来容忍一个时期，等待一个时期，不要指望一下子把生活搞好，比别人好。当然，饿死是不至于的。
你父亲写来的要求抚恤的信也收到了。因为此事经你信已处理，故不另复。请转告你父亲一下并代我问候他。
你现在可能已开始工作了罢（吧）。望从头干起，从小干起，不要一下子就想负个什么责任。先要向别人学习，不讨厌做小事，做技术性的事，我过去不懂这个道理，曾经碰过许多钉子，现在稍许懂事了——即是说不仅懂得应该为人民好好服务，而且开始稍许懂得应该怎样好好为人民服务，应该以怎样的态度为人民服务了。
为人民服务说起来很好听，很容易，做起来却实在不容易，特别对于我们这批有小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的、没有受过斗争考验的知识分子是这样的。信口开河，信已写得这么长，不再写了。有不周之处望谅。祝你健康！
岸英 上
10月24日
毛岸英在信中本着对亲戚、对长辈负责的态度，直截了当、毫不留情、苦口婆心讲了自己的心里话，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非常精彩地阐述、深入地剖析了某些人想搞“裙带关系”“跑官要官”的严重危害和整治不正之风的极端重要性。
正是在毛泽东的长期严格要求和教育下，毛岸英才能有如此的认识和见解。就这样，毛泽东的许多亲戚好友都安心在家乡工作或务农，过着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