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奇涵是江西兴国人，他早年投笔从戎，其后追随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屡建战功。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庭长及军事法院院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陈奇涵立身严正，品行高洁，他的初心和风范成为无数后人学习的榜样。
“共产党的官当得再大，都是为人民服务的”
陈奇涵青少年时期就立下救国救民之志。中学毕业后，他回到家乡，取“君子忧道不忧贫”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意，与同学一起创办“忧道小学”，传播爱国思想。1922年还专门为老家的祠堂写了一副对联“戡乱定中原，万国衣冠朝我族；揭竿除暴政，千秋事业著丹青”以明志。此后陈奇涵秉持为国为民的初心，戎马一生，屡建功勋。陈奇涵的家庭也为革命作出很大的牺牲，为了革命，他家房子被烧，几位亲人牺牲。但是，陈奇涵不以革命功臣自居，不让健在的亲友享受特权。陈奇涵热爱家乡，自从1934年离开江西，直到1954年去北京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庭长前夕，他才得空回家。回家前，他未提前给地方领导和家里人打招呼，轻车简从就回到了村里。村里看到陈奇涵回来，都兴高采烈，也有亲友说要杀猪、放鞭炮，来为他接风洗尘。但是陈奇涵严肃地说：“荣归故里，接风洗尘，夹道欢迎，那都是官僚老爷的作风。共产党的官当得再大，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兴师动众，劳民伤财，那就会脱离群众，你们不准为我接风洗尘。”
秉持着为人民服务的初心，陈奇涵坚决不允许家里亲友搞特殊。新中国成立后，他的侄子陈毓华在南昌一家宾馆做厨师，厨艺很好。后来有人建议说“陈将军的侄子应该安排个更好的工作”。陈奇涵知道后坚决不同意，认为侄子有手艺，在宾馆做炊事员很合适，并说：“不能因为我是将军，我的亲友就应该受到特殊照顾。”陈毓华也理解叔父，安心厨师工作，一直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干到退休。陈毓华的四个儿子，都是普通工人，有三人是共产党员，他们也秉承陈奇涵的教诲，在平凡的岗位上为国为民发光发热。
“富贵非吾愿，功名我不希”
陈奇涵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坚守初心和使命，向来不太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1925年2月，经陈赓、许继慎的介绍，陈奇涵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陈奇涵也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是不久国共两党矛盾凸显。陈奇涵当时已经是黄埔军校少校中队长兼军事教官，如果留在国民党，以陈奇涵的资历和能力，日后自然能加官晋爵。但是陈奇涵却说“宁愿做普通的共产党员，躬耕陇亩，也不当国民党的官”，最终选择退出国民党。在北伐前夕，陈奇涵奉中国共产党的指示，带领黄埔军校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一批江西籍共产党员回到江西，冒着生命危险，在兴国等县建立党组织，在赣南、赣东开展工农运动，广泛传播革命火种，被毛泽东誉为“赣南农民运动的一面代表旗帜”。
陈奇涵战功赫赫，却不居功自傲，他谦虚地认为自己没有干什么特别的贡献，说：“我对自己几十年来总的评价是，无能事，而能无事。”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就写诗明志：“富贵非吾愿，功名我不希。全国齐解放，攘攘与熙熙”。当时全国大局初定，大规模抛头颅、洒热血的战争年代已经过去，进入相对安定的和平年代，一些人如司马迁所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但是陈奇涵却明确地说“富贵非吾愿”，淡泊明志。
陈奇涵不但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1955年，人民军队为了走向现代化、正规化，在全军范围内开始评定军衔。按照当时的标准，评定上将要求具备在红军时期参与创建重要革命根据地，担任过师长、政委以上级别和职务等条件。陈奇涵完全符合上将的要求。但是，陈奇涵在申报军衔时，却自报为“中将”，并在军衔表上写道：“对我来说，个人的地位高低和得失是一个非常渺小的问题。”评定军衔，对军人来说，意味着对过去功绩的承认和肯定，也意味着军人的荣誉和地位。因此，在评定过程中，一些名利心较重的军官因为没有评上如意的军衔，难免不平和抱怨。反观之下，陈奇涵的高风亮节可见一斑。
陈奇涵不居功，也不恋位。他听从组织安排，担任首任全军军事法庭庭长，一手领导创建军队军法组织系统，进行军事刑罚立法等奠基性的工作。这些工作完成后，陈奇涵功成身退，经再三请求，主动从一线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开始从事读书学习、调查研究，整理历史资料，回忆总结历史经验等工作。
“高级泥瓦匠”
陈奇涵之所以受世人尊敬，很重要的一点还在于他向来实事求是，坚持原则，不趋炎附势，不落井下石，一生光明磊落，与人为善。
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受到排挤，被解除了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但是陈奇涵却并不因为毛泽东地位的变化而对他的态度产生变化。陈奇涵认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依然尊敬毛泽东，反对不切实际的“左”倾路线。在反对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中，陈奇涵并未随声附和，而是坚持原则，因此受到打击。1934年春，陈奇涵从军区参谋长降为红军总政治部武装动员部科长，后来又背着“黑锅”随军长征，但陈奇涵从不后悔。他不骑墙摇摆，虽受打击迫害，仍坚持原则的精神品格由此可见。
陈奇涵这一精神品质一以贯之。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陈奇涵是中央党校第三支部书记，对一位犯过错误的陕北领导干部做的历史结论，写得客观公正，使这位同志终生不忘。“文化大革命”初期，陈奇涵被派往高等军事学院任军管会主任。他旗帜鲜明地宣布：“谁搞派性，搞武斗，我都坚决反对，不管是谁支持的。”有人就贴大字报说“陈奇涵是和稀泥的”。陈奇涵坚定地回答：“说得好，我陈奇涵就是高级泥瓦匠。”其间陈奇涵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保护战友，维护党的团结和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