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在进行写作时，特别注意“用明白易懂的语言”“向人民宣传哲学的内容”，从而引导群众成为改造现实世界的“实践的力量”。
1843年初，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对普鲁士封建社会制度进行批判，呼吁保护贫苦群众的利益。为此，他收集和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到摩塞尔河沿岸农村实地调查。马克思认为，报刊应该是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因此，马克思的文章从内容到形式都反映人民的呼声。
在担任《莱茵报》主编后，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提出建议：“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事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当时一些人写稿件时，调子唱得很高，内容空洞无物。对这些稿件，马克思毫不犹豫地淘汰，坚持了报纸的革命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脱离实际、远离生活、抽象空洞的宣传，将其形容为“沙漠中的布道者”。对于青年黑格尔派脱离现实政治斗争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哲学是现实世界的反映，哲学思想是时代和群众的产物。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1844年，鲍威尔兄弟创办了《文学报》，但普通人根本看不明白该报那些晦涩的文字。马克思恩格斯嘲讽这种语言风格装腔作势，认为这样写文章的人是在利用难懂的语言来显得自己高深有学问，其实根本没有真才实学，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进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宣传，要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宣传对象的具体情况。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为了扩大宣传，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莫斯特写了一本宣传小册子。马克思认为，这个小册子是给另一类读者看的，这些读者没有兴趣也看不懂《资本论》的学术语言。为此，马克思不惜花费很大的功夫逐句修改，甚至成段地改写，然后念给身边的普通工人听，直到他们听懂了，才同意发行。
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强调：“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1887年，美国工人运动重新兴起。一些人纷纷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原样翻译出版。恩格斯认为，美国工人刚刚投入运动，还没有完全成熟，在理论方面比较落后，应当从具体实际出发，用新的著作来进行宣传。有人提出要把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作为小册子在美国印刷发行。恩格斯认为，这是一本纯学术性的著作，如果要用作宣传的话，必须在内容和形式上做些修改，最大程度上适应宣传对象的具体情况。
修改后的《反杜林论》，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论述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指出“这个问题的解决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而在这些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也曾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反杜林论》同《共产党宣言》一样，是一部独立的通俗著作，在工人运动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成为“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
马克思恩格斯对文风的重视，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传播提供了重要启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也是一部依靠宣传思想工作吸引群众、启发群众、动员群众的历史。1920年春，陈望道完成《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工作，正是由于他对理论的准确把握、对语言的娴熟运用、对现实的深刻观察，实现了“在诗意中包含真理，在简洁中透视深刻，在形象思维中折射逻辑思维的光芒”。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大力提倡端正的党风、严谨的学风和新鲜活泼的文风，并历数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正因为党八股危害极大，所以要打倒它，抛弃它，代之以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历史证明，文风端正，不仅能维护党的形象，也能提升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群众中的吸引力、感召力、亲和力，促进党群关系和事业发展。
当今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生历史性交汇，中国故事极其精彩壮丽，我们的正面宣传不缺好素材、好内容，但要把中国故事转化为中国精神、中国力量，需要有好的文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风问题，号召全党把改进文风列为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大力纠正不良文风，积极倡导优良文风。我们必须打磨好马克思主义文风这把“利器”，写文章、作宣传，要自觉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自觉履行好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从而让理论更好地掌握群众，让群众更好地运用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