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4日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的第一个国家宪法日。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规定了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
12月3日，我市公布了第三届重庆市“十大法治人物”。重庆日报记者特地采访了部分获奖者，听他们向读者讲述那些生活中的宪法故事。
市司法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武隆区后坪乡白石村第一书记杨懿:
宪法可以给人温暖和力量
“如果仔细读宪法，就会发现它赋予了我们很多权利，这些权利可以帮助和保护他人。”杨懿讲述了一个关于宪法使人重拾自信的故事。
“还不是因为他老汉，这个娃儿造孽哦!”2017年底，在武隆区后坪乡驻村扶贫的杨懿入户调查时发现，只要提到许鸿鹏(化名)，村民们就会如此感叹。
原来，许鸿鹏小学五年级时，父亲因故意伤害罪被判无期徒刑。母亲离家出走，许鸿鹏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这是个很典型的因案致贫家庭。”杨懿认为，政府的扶贫政策能让这个家庭能维持生活，孩子的教育也不是问题，但是爷爷奶奶对孩子的心理成长、志向形成却爱莫能及，需要有人对孩子进行精神引导陪伴。
于是，杨懿常去看望许鸿鹏。与许鸿鹏聊天杨懿才发现，孩子心理负担很重，年迈体弱的爷爷奶奶、在服刑的父亲、出走的母亲、家徒四壁的房屋……“最难受的是，同学们歧视我，对我指指点点。”许鸿鹏抹着眼泪告诉杨懿，他讨厌自己有这样的父母，也不想留在家里读书了。过两年他准备去主城打工，补贴家用。
“鸿鹏，你知道吗?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平等权是其中之一，任何人都应该被平等对待。”杨懿告诉许鸿鹏，每一个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不能因为其出生、民族、经济情况以及父母而受到歧视。
杨懿经常耐心地辅导鸿鹏学习，也慢慢打开了他的心扉。许鸿鹏变了——他不再逃避同学们的异样眼光，因为他知道，自己和大家是平等的，这是宪法赋予他的权利。见到杨懿，他不再是毕恭毕敬地鞠躬叫杨书记，而是大方地喊着杨叔叔。2019年，许鸿鹏小升初时，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武隆最好的初中。
在杨懿看来，宪法就像阳光和空气。当你真正理解它时，就会感到被保护的温暖和力量。对于陷入困境的特殊儿童，要注重用法律去帮助他们重塑自信，指引他们走出“心理贫困”，走向光明前途。
石柱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支队负责人谭克伦:
老百姓要树立主观维权意识
54岁的谭克伦从事执法工作已有15个年头。而对于宪法的认识，谭克伦用一句话来描述:“宪法在生活中无处不在。”
“宪法是其他法律的立法基础和立法依据。近年来，不少老百姓都会用宪法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了!”说到这里，谭克伦谈起3年前他接手的一起商品房买卖纠纷。
“开发商把住过人的房子当新房卖给我，明显违反了宪法第十三条‘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规定!”2017年5月，谭克伦接到一位谢姓女士的投诉。
原来，谢女士于当年4月30日，通过中介在石柱县黄水镇购买了一套40平方米的精装房。付完14多万元房款后，谢女士在接房时却傻了眼——房屋不仅脏乱，其门窗也有破损，客厅吸顶灯内有不少昆虫，灶台内有大量油迹。更让谢女士意想不到的是来自邻居的一句问候:“咦，你们又换房东啦?”
谢女士这才意识到，自己购买的房子曾被居住过，而中介和开发商刻意隐瞒，将这套房以新房的价格卖给了自己。
“整个过程谢女士的维权意识非常强，对《宪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条例都很清楚，但整个事件却‘卡’在没有证明房屋曾被居住过的确凿证据。”谭克伦回忆说，随后，他前往谢女士购买的“新房”调查，发现水电气表均有使用记录，但开发商仍然一口咬定只是装修期间工人在此短暂居住过，只愿意赔谢女士8000元。
为拿到确凿证据，谭克伦又来到石柱县国土资源局调查。他发现，谢女士购买的这套精装房存在销售记录:一位袁姓男士，曾于2016年与开发商网签了该套房屋的预售合同，并在未办理正式产权登记的情况下入住长达半年。后来因为其他原因，袁先生解除了预售合同，开发商便以尾房名义将此房对外进行销售。
“根据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而你们用欺诈的手段，侵犯了公民的知情权。同时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将对你们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当谭克伦将证据摆在开发商负责人面前时，他顿时哑口无言，态度也180度大转变，不但主动承认了整个销售过程，还积极配合调解，与谢女士达成了3万余元的赔偿协议。
重庆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仲裁员吴琳婧:
加大对宪法和法律法规普法力度
重庆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仲裁员吴琳婧说，自己的工作就是通过宪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帮助劳动者。对她而言，最开心的事情，莫过于看到劳动者的满脸愁容变成灿烂笑脸。
“今年1月，一位姓王的先生从武隆特意赶来向我们求助。”吴琳婧回忆说，经询问得知，王先生被北京一家科技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公司)派驻到重庆从事销售工作，去年底却被公司单方面解除了劳动合同。不仅如此，该公司还拖欠了他8个多月的工资8万多元。
“《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中都有公民应获得相应劳动报酬的相关条例规定。”王先生说，“我就希望他们把该付我的工资给我。”
“看得出来，王先生自己先了解了相关法律，才来仲裁院。”吴琳婧说，但由于他和北京公司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证据证明自己的工作地在重庆，王先生将面临只能亲自去北京申请仲裁的难题。
根据以往的经验，如果不帮助王先生，他可能会为此在重庆与北京之间往返五六趟。
“您先别着急，我们先和北京公司联系。”吴琳婧安慰说。同时，她还建议王先生通过调解的方式来解决此事，以节省大量时间成本。吴琳婧很快联系到北京公司人事部门的负责人，对方给出的解释是:因公司经营困难，造成了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和拖欠工资的情况。
在与该公司沟通过程中，吴琳婧采取了“反复普法”的方式。“我很多次告诉他们，《宪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都有保护劳动者的相关规定，劳动者有取得报酬的权利，企业应该依法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和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吴琳婧说，10来天后，终于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王先生获得了北京公司支付的工资和经济补偿等共计5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