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段坚娟，是杨春光的爱人，现任左权县公安局法制大队教导员。今天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站在这里和大家一同分享我们这个小家庭的故事，聊一聊我眼中的杨春光和孩子们心里的爸爸。
日子久了，我和孩子也就习惯了他晚回家，习惯了他不分工作和休息时间总加班的情况，习惯他在家中当起“甩手掌柜”。但至今都让我生气的是，孩子三年级时他去给孩子开家长会，居然不知道孩子是哪个班，教室在几层。为此儿子回家后还哭鼻子，一直埋怨他。
我们夫妻同是政法战线的一员，面对我们的职责使命，我们都选择站好岗，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坚决完成任务。我们内心都知道对孩子和父母有多少的亏欠。每天儿子问的最多的话是“爸爸又不回来了？”，女儿问的最多的话是“爸爸什么时候才回来？”，父母问的最多的是“你们什么时候回来？”。每每那个时候我们无言以对，回答孩子们“一会就回来”，回答父母“等忙完这一段”。
（三）相知
在孩子们心中的爸爸总是在忙，天天早出晚归。他要么晚上我们睡着了才到家，要么清晨我们还没有醒来他已经出发，好几天不能碰上一面，说上几句话。好不容易回到家，还是电话响个不停，还是在忙他的工作，不停地给当事人苦口婆心地做解释劝导。
有时候看到他回家愁眉不展，晚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睡，就知道他又遇到棘手的案子，他又在琢磨如何去解决问题。他说判决、调解都是案件终结的手段，要彻底解决问题必须在思想认识、法律宣传、人情伦理等等方面给予当事人在做人做事上做好解释。有的案件审结后，他后续还会投入精力去长期关注。工作十几年，睡眠不足对于他就是家常便饭，平时我和孩子们看到他好不容易睡着了，都赶紧关好门，尽量不发出任何声音，让他好好休息。
2019年4月突然发现他说话嗓音嘶哑，与平时说话不一样了。我让他去看看医生，他总是说没事，完了有空再说吧，没料到这个“空”一等就等到了第二年的5月，现在都还记得在医院那天，医生说:“你可真能拖，你声带长期疲劳，需要减少说话，让声带充分休息，不注意会影响你说话的”。
我看了看他，知道医生的叮嘱对他来说只是耳旁风。他知道，手中的案件要处理，不说话怎么去做工作！这么多年，想让他休个假，可以一家人去游玩，可他总说，过段时间再说，没想到这段时间就从未忙完过。孩子们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爸爸休息的时候，可以一起做饭、做游戏，放风筝或去河里抓鱼，可惜那样的时刻太少了。
记不清多少次对孩子食言，多少次孩子放学后一个人回家。在孩子们心里爸爸就是个“大骗子”。2020年年底，我们都有工作任务分不开身，三岁的女儿只能寄养在朋友家。完成任务后去接孩子，孩子见到我们时，“哇”的一声哭着扑到我怀里说：“妈妈，我不要当阿姨的孩子”。当我含着泪回头看他时，他表情凝重，眼眶发红，抱起姑娘就往家走。
儿子上幼儿园总是第一个被送去，最晚一个被接回，我们都有事了要么亲戚家，要么孩子的同学家，要么“扔”给朋友。这样的到处“扔来扔去”给儿子幼小心灵造成一定阴影，儿子上小学时，给我们提的唯一的要求就是千万不要把他送到托管中心，每天一定要把他接回家。
为了满足孩子心愿，我们答应下来。但由于我们都是工作上抽不开身，孩子不得不在校门口等到人影全无，不得不坐在校门口的台阶上提前写着作业。记得在儿子二年级时的一天，那天的雨下得特别大，说好他去接孩子。可他由于开庭，却把这个事给忘记了。当儿子用一个好心阿姨的电话联系到我时，我骑上车冲进雨中接上已全身湿透的儿子。行驶在马路上，脸上早已分不清是泪水还是雨水。每每这样，我心里就不禁扪心自问，自己嫁给了一个男人，还是嫁给了法院？
对孩子是这样，对父母何尝不也是这样。已有好几个年头的春节没有陪伴在老人身边。2015年，公公心脏病突发在太原做手术，我的妈妈脑出血住院，作为儿女的我们都没有第一时间赶到病床前伺候。反而是他们怕影响我们的工作，反复叮嘱兄弟姐妹们不要告诉我们，只是在康复出院才轻描淡写地报一声平安，还不停嘱咐我们一定要好好工作，家里的事情不用你们操心。
（四）相守
面对亏欠，我明白他是我的家人，可他也是公家人。一路走来，虽有过诸多困难，但我们一起并肩前行，“熬”过去了，为我们自己无悔的选择而继续前行。
看到他作为一名法官获得如此高的荣誉，我为他感到骄傲和自豪，但我深知他所做的工作是许许多多奋战在审判战线上的法院人的缩影，他所化解的案件是每一个法院人的日常工作片段，荣誉更不应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作为他的妻子，作为政法干警的一员，我将一如既往地做好“贤内助”，在他的身后默默支持他的工作。
相识二十载，携手十三年，变化的容颜，不变的誓言、初心，也希望他在今后的道路上信心更坚定，勇毅前行，像他的名字一样将春天的阳光普照在人民群众的心间，温暖老区一方百姓。
杨春光简介
1977年6月生，中共党员，现为左权县人民法院党组成员、专职审判委员会委员。曾被授予“山西省十佳优秀政法干警”“全省民事调解能手”“全国优秀法官”“全国模范法官”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