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京市工商局组织的流通领域商品质量日常监测工作中，对无印良品销售木制家具开展监测，结果遭到各种不配合。记者现场获悉，店长将执法人员带到家具区，仅看到一件前期被监测的木制家具，其他被监测商品未在现场摆放。执法人员要求调货时被拒。随后，执法人员依职权要求到柜台检查与被抽检商品相关的票证账簿、货源、数量、存货地点、存货量、销售量等信息，遭到拒绝。执法人员发现，其内部商品系统内均无相关商品信息（9月26日新华网）。
监管部门依法对相关商品进行抽检、监测是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净化市场环境，维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措施。但遗憾的是，从报道可知，执法人员却遭遇商家的各种不配合，甚至商家有撤回商品，在系统内删除相关信息的嫌疑。应该说，这种行为已经严重侵犯了执法严肃性和法律尊严，相关部门理当严肃处理涉事商家，让其承担更高的违法成本。
监管部门执法过程中遭遇软抵抗式抗法的现象并不少见。最典型的如2014年上海“福喜事件”，监管部门在事件曝光后赶往工厂，却遭遇工厂保安长时间阻拦，进不了大门。虽然暴力、威胁等公然抗法事件必须打击，但软抵抗、软暴力、不配合等“消极抗法”现象也不能忽视。如果放纵执法对象各种不配合，谈何严格执法？谈何搜集证据？谈何打击违法行为？
执法行为具有强制性既是法律常识，也是众人皆知的社会常识，是监管部门天然具备的不容置疑的权力。即便执法对象认为执法程序有瑕疵或侵犯其合法权益，也应通过正常渠道投诉或举报，而非消极对抗。要知道，日常监测是监管部门享有的重要执法权，而只有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进入现场，固定被监测商品，方可确保检测数据能够客观、真实地还原商品的本来面目。
消极抗拒虽然不像围攻、殴打、谩骂那样恶劣，但危害后果却不轻。消极对抗、各种不配合，可以达到转移、销毁疑似不合格商品的目的，清除后台系统的商品数据，更会让执法人员无从下手，无法监测商品。尤其是，这种消极对抗的时间越长，涉事商家对相关商品及数据转移、销毁、删除的就越彻底，进而让监测商品等执法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劳而无功。毫不夸张地说，极短时间的消极对抗，就能让涉事商品消失，关键数据灭失，让违法者逃脱应有惩戒。
根据报道可知，针对无印良品的行为，监管部门仅是责令其改正。这样的处罚明显偏轻，根本不足以起到威慑作用。特别是，如果涉事商家通过消极对抗转移了疑似不合格商品，躲过了处罚，那么等于其消极对抗获取了更大利益，成本不过是不痛不痒的“责令改正”。这显然是对消极对抗执法行为的放纵、变相鼓励，导致劣币驱逐良币，进一步恶化执法环境。
执法活动必须受到尊重和配合是建设法治社会，打击违法犯罪的应有之义。当前，亟须补足短板，强化对消极抗法行为的惩戒力度。如可以根据产品质量法和流通领域商品质量抽查检验办法，对涉事商家责令停业整顿甚至吊销执照。
进一步而言，相关部门理当对消极对抗行为采取强制措施，依法强行查封、扣押相关商品，强制恢复、提取有关商品数据。还有必要将这种软暴力视为妨碍公务予以治安处罚乃至刑事追责，让抗拒执法者损失惨重。进而形成有效震慑，确保执法活动的强制性及不可对抗性，打消执法对象消极抗法的无赖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