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末，电影《三大队》上映。故事讲述了21世纪初期，一名强奸杀人的犯罪嫌疑人因被群众殴打，死在审讯室中。负责此案的三大队队长程兵（张译饰）也连带入狱，而另一名犯罪嫌疑人还逍遥法外。出狱后，三大队在队长老程的带领下追凶12年，最终协助警方抓获嫌犯。
《三大队》的那个年代，还有诸多刑侦题材的影视剧，《便衣警察》《中国刑侦一号案》《重案六组》……荧幕上，这些画面带着时代的烙印，成为一批人的集体记忆；荧幕外，这些故事有血有肉，代表一个群体的人生。
2023年12月21日，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副支队长刘昶组织三大队看了这部电影。影片结束后，刘昶难得发了一次朋友圈：三大队今天去看了一场《三大队》，配了两张图片：一张是电影宣传海报，另一张是三大队的荣誉墙。
一份职业做刑警很荣幸
“集体二等功”“集体三等功”“集体嘉奖”“先进集体”……勋章挂满墙面。三大队的故事里，少不了刘昶的名字，因为他曾任三大队队长。
上世纪末，受影视剧的影响，当警察是许多年轻人的梦想，刘昶是其中一个。1997年，他进入乌鲁木齐市公安局。
热血青年们认为，警察的天职就是打击犯罪、除暴安良。去刑侦支队报到的刘昶也未能免俗，不过，他的一腔热血很快就被泼了一盆冷水。
当年，全市的大案要案都交由刑侦支队办理，可调查方法几乎只有摸排、走访、头脑风暴这“三板斧”。
手段传统，决定了调查工作只能以人力为主导，上世纪90年代，因为一起案件，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组织全局刑警上百人开展大范围摸排调查工作，“我们当时在黄河路、扬子江路、珠江路周边所有的住宅小区挨家挨户敲门走访，从夏天找到了秋天，才发现关键线索。”刘昶说，那时候用这种方法查案是常态。
经过数十年的打磨，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侦查员。在一次会议上，一位老前辈说，“一个优秀的侦查员，不但要有缜密的逻辑思维和分析能力，还要有克服一切困难的勇气和决心。”此时，从警多年的刘昶，已经能体会这句话的深意。
能在几个月找到关键线索其实不算太糟，有些案件历时半年、一年，甚至几年都看不见转机。但是，在刘昶看来，就算只有1%的可能性，也要付出100%的努力。
“刑侦，与其说是一份职业，不如说是一种人生。”刘昶说，人生中，最不能丢弃的品质就是善良，刑警也不例外。
10余年前，一名年轻人遭持刀抢劫被害。刘昶带队侦破案件，抓获凶手。案件告破后的几天，被害人父亲来警队处理后续事宜，提出要见刘昶。带着几分诧异，刘昶见到了一位须发皆白的老父亲。
“老人紧紧握住我的手，知道是我抓住害他儿子的人，非常感激，想当面谢谢我。”刘昶回忆道，“老人在巨大的痛苦面前，还能记得表达感激，这件事让我很受触动。”
另一段回忆发生在2008年前后。当时，刘昶负责调查失踪人口。一天中午，一位衣衫褴褛、满身异味的中年男子找到刘昶，称其父亲失踪多年，他找过很多部门，但因为无法提供父亲失踪的准确时间和地点，得到的答案都是无法调查。听说刑警队能查到信息，这才赶来确认。
刘昶丝毫不介意男子身上的味道，让他坐在自己身边，一张张辨认已经离世但无人认领的失踪人口照片。
最终还是没有找到，男子离开时，刘昶送他到门口。“这么多年，你是第一个听完我的话，并且认真对待这件事的人，谢谢你，是你让我觉得无愧于父亲，我可以安心了。”
男子的这番话让刘昶认识到，人民警察的一个举动，可能会决定一个人的一生。
“这份职业关乎正义能否得以伸张，我很荣幸，是其中的一员。”刘昶说。
从警至今，已经是第27个年头。2022年，刘昶获得“全国优秀人民警察”荣誉称号。
一段经历办好小案也能意气风发
邱沨，时任刑侦支队二大队队长。
1987年，电视剧《便衣警察》上映时，邱沨出生。2008年，他加入公安队伍。
2011年，邱沨主动要求前往基层刑警队。他说，当警察就得干刑警，破案就得破大案，那样才能意气风发。
如愿来到沙依巴克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邱沨跟着师父刘纲出警，师父的一招一式，他看在眼里，仿佛听见使命感和荣誉感在召唤。
终于，他第一次真正出现场。
这起案件的被害人和妹妹一起生活，社会关系复杂，警方始终没能确定调查方向。直到一次走访时，邱沨和同事向被害人的邻居询问其兄妹俩的情况时，却被反问：“他们，不是两口子吗？”
这句话让几人顿感有了方向。兄妹俩长期生活在一起，房间每个角落都有妹妹的痕迹很正常，也没有找到排他性和唯一性证据证明妹妹是凶手。因此，警方早早排除了妹妹的嫌疑。
为什么外人觉得兄妹俩像夫妻，两人之间还有什么隐藏关系？面对讯问，妹妹三缄其口。邱沨和同事们不断调整策略，跟她谈心，用了一个月终于找到妹妹的作案动机。
原来，妹妹小时候在玉米地里被哥哥侵犯。两人从老家到新疆，脱离了父母的视线，哥哥变本加厉，她不知道怎么反抗。直到后来她有了男朋友，提出想离开哥哥，跟男友结婚生活，却被哥哥拒绝，这让她感觉自己绝无可能活着走出深渊，于是假意顺从，趁机痛下杀手。
邱沨说，如果妹妹知道用法律保护自己，就不会搭上自己的一生。办结此案后，他提出这个问题：犯罪一定要打击，可是打击之后呢？
寻找这个答案，他用了9年时间。
2020年至2021年，邱沨负责盗抢骗类案件。2021年的一起盗窃案，嫌疑人是惯犯，讯问结束时，邱沨补充了一个问题：知不知道一偷再偷只会被警方一抓再抓？
嫌疑人说，他也想好好工作，但是不被社会接纳。
“做了伤害社会的事，社会应该马上就原谅你吗？你有没有努力证明自己值得被社会重新接纳？”邱沨对嫌疑人说，“只要真心改过，我愿意帮你找工作。”
“后来，我介绍他去一家汽车修理厂打工，管吃管住，有稳定收入。”邱沨笑着说，以前觉得只有破大案才有意义，现在发现办小案同样有意义，“打击只是手段，目的是希望他们重新开始，说不定还能改变一类群体对警察的看法。”
2023年12月31日，邱沨离开刑侦支队，到乌鲁木齐市公安局食品药品环境犯罪侦查分局任副局长。已经找到答案的邱沨一定会对新人说：“不管案件大小，都要办实、办好，这样才是真的意气风发。”
一脉传承带着新技术追赶前辈的脚步
刘昶进刑侦队时，朱利只有4岁。19年后，朱利大学毕业，考入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特警七支队。2019年，朱利加入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在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电子物证实验室追赶两位前辈的脚步。
朱利自然没法复刻刘昶和邱沨的经历，还常被他们调侃为“不懂传统侦查手段的年轻人”。朱利从不否认，但在他看来，电子物证实验室的工作，自有其难度和意义。
2012年，刑事诉讼法首次明确电子物证的法律效力，各地公安的刑科所陆续建立电子物证实验室。这一年，朱利到电子物证实验室任职，主要工作是服务传统案件侦办工作，比如检验涉案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固定其中的涉案内容。
2020年，新型涉网案件高发，电子取证从线下转到网上。当年11月，朱利参与了一起跨境赌博案件侦查工作。线索显示嫌疑人在北京，朱利和同事追到北京时，对方已经转移到石家庄，等他们赶到石家庄，定位又显示在张家口。连续三天不眠不休，朱利和同事终于在张家口抓获犯罪嫌疑人。
过去，抓捕工作通常由刘昶和邱沨为代表的刑警负责。可在这类案件中，他们即便缴获作案用的电子设备，也无法独自完成后续工作，需要电子物证实验室配合检验分析，扩展线索，共同制定打击方向。因此，警方开始采用合成作战机制——收到网络安全部门推送的涉案软件信息后，电子物证实验室先定位嫌疑人，再与侦查部门一起展开抓捕。
“我们要固定案件涉网线索，包括被害人信息、嫌疑人信息，这些都存储在嫌疑人所使用的服务器上。”朱利说，其实和传统案件一样，作案就一定会留痕，不过在新型案件中，这叫“触网留痕”，留下“网络指纹”，嫌疑人就逃不了。
2020年成功侦破跨境赌博案件，让朱利收获了极大的成就感。他说，诈骗手段之所以花样翻新，是因为公安在不断加大打击力度。面对电信诈骗案件，打击是必要手段，但预防才是更有效的方法。“在专业范围内，把力所能及的事情做到极致，就是穿这身警服的意义。”
2023年，全市电信诈骗发案较前两年明显减少，正是“打防管控”的成果体现。
时代更迭，刘昶和邱沨擅长的工作方法依然在许多办案环节发挥关键作用，他们嘴上调侃，但深知朱利这样的年轻人带着新技术加入，才能填补他们在办案过程中留下的诸多遗憾。
后记
刘昶说，很多年前，儿子问他，“爸爸，我为啥没有见过你穿警服，你真是警察吗？干什么的警察？”
他觉得儿子不理解刑警是什么，也讲不清真实的警匪世界到底是什么，于是想了想，回答说：“爸爸是便衣警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