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始社会形态下，人们不会写字，也没有文字，因为需要记账，所以人们结绳记事。等到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发展了，结绳不能满足需要了，就创造原始的象形文字，在兽骨甲版、木牍竹简上刻刻画画。然后逐步发展，出现石鼓文、金文、篆书，秦统一六国后随即统一文字即小篆。后出现八分、隶书。嫌写得太慢，于是出现章草，以适应快速写奏章公文。然后出现了今草、大草。
先有语言后有语法，先有文字后有书法，文字最先是刻出来的。中国文字起源就是摩物象形。文字是为了实用，是为了记载，传播，书法不仅有此功能，还寄托了书家的精神寄托，抒发着书家的性情。
对于书法，我们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为改变而改变。不能标新立异。事物的每一次发展、创新都是有历史内在逻辑的。社会发展的规律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书法属于上层建筑，它的发展是受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的制约的。书法历史的大势，不是随便几个人就能够改变的。书功至伟的二王父子，也是顺应历史潮流的。
传统的东西需要传承，需要继承和发展。但是再怎么发展创新，有些核心的东西，是不能改变的。比如书法、京剧、律诗、词曲等等。它们的一些核心的东西一变，界定它的质可能就会发生变化，就有可能导致它的性质发生变化，就不成为先前的东西了。宋词元曲，都有词牌曲牌，这是不能变的，平仄也不能变的，一变就不是原来的词曲了。书法亦如此。这些文化遗产根据当时的历史文化土壤，已经达到了顶峰，也许不必发展，保持现状，能够一直继承下去，就是对历史的贡献。
汉字发展到今天已经非常完备。书法发展了几千年，先贤们已经将书法的笔法、字法、墨法、章法等等发展穷尽了，尤其是笔法，再说发展，真的已经是很困难了，以至于不可能。
对于曾翔、沃兴华们对书法艺术的探索行为而创作出的书法作品，也就是圈内称之为“丑书”现象，我的看法是，他们是有着较为深厚的传统书法功底，丝毫不怀疑他们对艺术探索追求的情怀，应该给他们一定的时间，对他们所作的艺术探索，可以多一些包容。但感觉并不乐观。
都说魏晋最高魏晋最妙，但是许多书友甚至一些大家，都没有真正在魏晋前贤的书法上下功夫，或者说不敢在魏晋下功夫——因为学魏晋人书法真的需要一些天赋，不但见效慢，而且容易见病——如果在这上面下过较深的功夫的话，他们对书法的审美理念和美学取向可能会发生大的变化，艺术成就也可能会更高。
书法是中国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书法之美，美在灵和，美在神骏，美在古雅，美在文人逸气，美在风神蕴藉，美在正大气象。不在鼓努为力，不在剑拔弩张，不在歇斯底里，不在胡乱涂鸦。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中国文化艺术的核心价值观是含蓄，是无意乃佳，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是楼上看山，是城头看雪，是灯前看月，是舟中看霞，是月下看美人。是惊鸿一瞥，是回眸一笑。这一点在行草书上尤能体现并应体现。
不经意的美，自然之美，乃为最美，不是刻意追求的。玉树临风，羽扇纶巾。似乎可以为魏晋风度进行注解。
从取法对象来看，书法分为碑帖两派并不科学。因为碑帖同源，书丹刻而成碑，碑版拓而成帖。分为真书（篆、隶、楷）和非真书（行、草）可能更为贴切。从存在形式来看，也可以分为墨迹和刻迹。一个是用笔墨书写的，一个是用刀刻斧凿的。从书写主体来看，亦可分为文人书法和匠人书法。前者以书法为余事，后者以书法为生计。从书写的目的来看，还可以分为案头书法和展厅书法。前者是自然书写，后者是精心设计。不管如何分，分出的两派在审美取向、书写目的和方法等方面都是有很大区别的。
关于碑帖之分，还有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是，大家公认的帖学鼻祖书圣王羲之在《提卫夫人<笔阵图>后》说：“予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 帖学鼻祖原来是“于众碑学习焉”。这有意思了！再深入思考，原来碑和帖一直在前世今生中相互纠缠、浸润、影响、转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也许是曾经的你，你可能是将来的我。
碑帖在魏晋前贤那里本都是取法对象，都是好的学习资料，如果一定要说差异，那只是在用笔上有差异罢了。但是到晚清被包、康一辈弄得分庭抗礼，实在是贻误后人。羲之老祖若知其如此，定打二人掌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