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原告甲公司与被告乙公司签订《管材购销合同》，对管件供应相关事项进行约定。合同注明乙公司以材料单向甲公司下订单，甲公司以实际供货数量结算货款；乙公司每月以80%向甲公司支付材料款，剩余材料款在2019年5月1日之前结清；以及相关违约责任。合同尾部有原被告公章，邓某在委托代表人一栏签名。
2019年6至10月，原被告先后结算两次货款，第一次结算共计供货金额为4 001 007.6元，被告已支付2 500 000元，扣除缺少产品价款1781.85元外，原告还应收款1 499 225.75元。第二次结算原告应收供货金额为667 156.5元。两次对账单上，无被告的印章，仅在经办人处有邓某、刘某、雷某的签名捺印。第二张对账单上有雷某注明的“以上数量正确”。
2019年6月至2020年1月，被告先后三次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支付工程材料款600 000元。
另查明，被告乙公司与邓某签订了《内部承包经营责任书》一份，约定由邓某出任工程现场总负责人，约定在协议履行期间，乙方（邓某）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等经济纠纷，施工过程中的质量、安全及其他法律法规责任均由乙方自行负责。
因被告经原告多次催收仍未支付剩余货款，原告遂起诉至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要求被告支付剩余货款。
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和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判决被告乙公司向原告甲公司支付材料款1 566 382.25元。被告乙公司不服该判决，依法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中，原、被告之间的《管材购销合同》上委托代表人处有邓某签名的事实，可以认定邓某对外有权代表乙公司进行代理行为。被告虽未在原告举示的两份对账单上加盖印章，但其上有邓某的签名捺印，可以认定原、被告已对未付款项进行了结算。即使被告实际并未授权邓学普进行结算，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之规定，原告亦有理由相信邓某有权代表被告进行结算，邓某的结算行为对被告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应当认定原、被告已经结算，被告应按结算金额及时履行付款义务。
